亨廷顿的“官场哲学”

    对于反腐败，在某些学者中还有一个认识误区，那就是“腐败有益论”和“反腐适度论”，这成为我国反腐倡廉的思想障碍。一种典型的说法是，腐败并不影响我国GDP每年以接近两位数的增长，更有甚者，认为腐败有利于社会稳定。

    这种观点源自以提出“文明冲突论”而闻名于世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他在1968年写的《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在现代化进程中，一定情况下的腐败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一、如果高层出现腐败，但官僚系统向上升迁的大门仍然敞开，就可能与政治稳定相容。二、如果上层官僚是清廉的，下层官僚的腐败则会“直接加强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因为下层官僚通过捞取钱财获得满足，不再嫉妒上层官僚。三、如果官员为政党的利益而腐败，那么，这种腐败则有利于政治发展。四、腐败“也许是克服阻碍经济扩张的那些传统法律和官府规定的一种办法”。这种观点认为，在经济初期发展阶段，在市场体制尚未健全，政府对经济事务干涉过多的情况下，一定程度的腐败，对经济成长会有正面作用，不失为一种现代化的润滑剂。

    亨廷顿这套“官场哲学”，有很大的欺骗性，是十分有害的。首先，腐败是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力量。若将权力作为资本加以使用、消费和增值，必然对资源的合理分配、经济秩序和国家政策的正确实施产生极大危害。其次，腐败就像一个毒瘤，腐蚀国家民主政治的肌体，歪曲政府的上下层关系，并直接侵害公民的基本权益，从而阻碍社会健康稳定的发展。再次，腐败破坏了社会公平和正义，严重侵蚀社会道德和人们的精神世界。腐败绝不是现代化的润滑剂，而是现代化的绊脚石。

    （《中国青年报》10．22 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