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是影视改编的富矿吗

    莫言是当代作家中与影视结缘较早的一位，由他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红高粱》在1988年就一炮而红，在柏林电影节上斩获金熊奖。 

    虽然起点很高，但莫言并没有成为一个“影视改编”型作家，其后的20年里，他再也没有一部改编作品取得《红高粱》般的成功。 

    由霍建起导演的文艺片《暖》缘自莫言的《白狗秋千架》，由严浩导演、张瑜和尤勇主演的《太阳有耳》缘自莫言的《姑奶奶披红绸》。两片虽然得到了一些国际奖项的肯定，但在大众中影响力有限。而张艺谋二度改编莫言小说的《幸福时光》则既不艺术、也不商业，口碑平平，连莫言看了片子都觉得“大导演陷入了困境”。

    莫言作品的改编高开低走，他迄今最重要的几部作品都没有机会转化成影像，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莫言并非情节化写作，不太强调戏剧冲突，不能像金庸和海岩小说一样拿来就能分镜头实拍。莫言小说以想象力见长，他的文字中充满颜色、气味和意像，读者在阅读小说时加上想象，才能体味到小说的妙处。而影视最难表现的就是想象中的事物。影视作品可以把武林争霸、离奇案件表现得风生水起，但没法儿把人头脑中的抽象念头定格于镜头。

    其次，莫言喜好“暴力”语言，擅长进行残酷的感官描写。《檀香刑》中有一种对酷刑加诸肉体之后的痛感的古怪迷恋，鉴于影视中血腥尺度受限，酷刑细节是不可能逼真表现的。但若抽离了这些，小说的精髓也就流失了一半。 

    还有，莫言本质上是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语言狂欢和奇诡想象，也是他对尖锐题材的刻意包装和钝化。《天堂蒜薹之歌》是一首为弱势菜农呼喊的沉痛之歌，小说一出引起了被批评者的强烈反弹，也就堵死了进军影视的可能。《蛙》更是写尽了计生政策在农村的复杂存在。这种复杂性和疼痛感可以写在小说里，但要搬到银幕和荧屏上，不知道哪个公司和导演能有这样的胆识？ 

    （《北京青年报》10.19 猛将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