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相凶恶

    回想三十多年来吃的经历，我感到自己跟一头猪、一条狗没有什么区别，为了吃我浪费了太多的智慧。 

    在我的脑袋最需要营养的时候，也正是大多数中国人饿得半死的时候。因为生出来就吃不饱，所以我最早的记忆都与食物有关。

    那时候我家有十几口人，每逢开饭，我就要大哭一场。我叔叔的女儿比我大四个月，当时我们都是四五岁的光景，每顿饭奶奶就分给我和这位姐姐每人一片发霉的红薯干，而我总是认为奶奶偏心，将那片大些的给了姐姐。于是就把姐姐手中的那片抢过来，这样三抢两抢姐姐就哭了。婶婶的脸也就拉长了,我从一上饭桌时也就眼泪哗哗地流。

    1960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那时候我已经上了学，冬天，学校里拉来了一车煤，亮晶晶的。有一个生痨病的同学对我们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们都去拿来吃，果然是越嚼越香。老师问我们吃什么，大家齐说吃煤。老师说煤怎么能吃呢？我们张开乌黑的嘴巴说，老师，煤好吃，老师吃块尝尝吧。老师是个女的，姓俞，也饿得不轻，她试探着咬了一小口，咯嘣咯嘣地嚼着，皱着眉头，然后惊喜地说：“啊，真的很好吃啊！”这事儿有点魔幻，但毫无疑问是真事。

    后来，生活渐渐地好转了，基本上实现了糠菜半年粮。我那位在供销社工作的叔叔走后门买了一麻袋棉籽饼，放在缸里。夜里起来撒尿，我也忘不了去摸一块，放在被窝里，蒙着头吃，香极了。

    “文革”期间，依然吃不饱，我便到玉米田里去寻找生在秸秆上的菌瘤。掰下来，拿回家煮熟，撒上盐少许，用大蒜泥拌着吃，鲜美无比，在我的心中是人间第一美味。

    我的馋在村子里是有名的，只要家里有点好吃的，无论藏在什么地方，我总要变着法子偷点吃。有时吃着吃着就控制不住自己，索性将心一横，不顾后果，全部吃完，豁出去挨打挨骂。我的爷爷和奶奶住在婶婶家，要我送饭给他们吃。我总是利用送饭的机会，掀开饭盒偷点吃，为此母亲受了不少冤枉。

    1976年，我当了兵，从此和饥饿道了别。从新兵连分到新单位，第一顿饭，端上来一笼雪白的小馒头，我一口气吃了八个。肚子里感到还有空隙，但不好意思吃了。炊事班长对司务长说：“坏了，来了个大肚子汉。”司务长说：“没有关系，吃上一个月就吃不动了。”果然，一个月后，还是那样的馒头，我一次只能吃两个了。

    尽管这些年不饿了，肚子里也有了油水，但一上宴席，总有些迫不及待，生怕捞不到似地疯抢，也不管别人是怎样看我。吃完后也感到后悔。为什么我就不能慢悠悠地吃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少吃一点呢？让人也觉得我的出身高贵，吃相文雅，因为在文明社会里，吃得多是没有教养的表现。好多人攻击我的食量大，吃起饭来奋不顾身啦，埋头苦干啦，我感到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便下决心下次吃饭时文雅一点。

    再一次吃饭时，我牢牢记着，少吃，慢吃，不要到别人的面前去夹东西吃，吃时嘴巴不要响，眼光不要恶，筷子要拿到最上端，夹菜时只夹一根菜梗或是一根豆芽，像小鸟一样，可人家还是攻击我吃得多吃得快，我可是气坏了。有一次吃那些不花钱的宴席，上来一盘子海参，我就端起盘子，拨一半到自己碗里，好一顿狼吞虎咽，他们说我吃相凶恶，我一怒之下，又把那半盘拨到自己碗里，挑战似地扒了下去。这次，他们却友善地笑了，说：莫言真是可爱啊。

    （以上文章均选自莫言散文集《会唱歌的墙》，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