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在国外的所谓演讲,其实多半是自欺欺人。
外国人对中国文学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能来三五十人听讲(其中多半还是自己的同胞)已经很不错,有时候来上三五人,你如果还想拿出事先写好的讲稿读一遍,那离精神病也就不远了。
中国作家中,给他一个题目立即就能出口成章、言之成理的很少,多半是满嘴拌蒜,把那些说了多少遍的陈词滥调再重复一遍而已。真正的演讲,绝对不能捧着稿子念,应该像列宁那样,把双手解放出来,把头抬起来,用眼睛和脸上丰富的表情和大庭里的广众进行交流。要挥手,叉腰,身体往前探出去,然后再仰起来,要不时地在台上走动,要仿佛是表演,但又没有半点的表演痕迹;要让你的语言像水一样流出来,像火焰一样喷出来,而不是像牙膏一样挤出来。不能有病句,更不能为了哗众取宠而胡言乱语。要让你语言的内在逻辑力量像万能的触角把听众牢牢地钳住。
我辈在国外的所谓演讲,实在是惨不忍睹。通过这事我想到,许多事情是学不会也不能学的。风流不能学,不是风流种子学风流,那是自取灭亡。贵族姿态不能学,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定在败家之后,家中只余一个老家人侍候,每天早晨还是要胸挂洁白的餐巾,正襟危坐,左手执叉,右手执刀,切割着桌子上的窝头和咸菜,往嘴里填。
早年在农村,我一个叔叔当生产队的队长。早晨要早起敲钟,派活,晚上要给那么多社员定工分,少有差池,立马就吵翻了天,但我的叔叔一言九鼎,无论多么难缠的角色都能摆平,真是不得了,把我佩服得不行。当时我就立志: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但当我把我的志向向他表白后,他用不屑的目光打量着我说:就你?三脚踢不出一个屁来还想当队长?知道不?当官首先要有好口才!我叔叔一下子就把我的自信心给瓦解了。后来,为了有朝一日能当个官,我也曾站在树林子里练习演讲,姿态难看,声音难听,连树都羞惭得浑身发抖,叶子哗啦啦响。
我叔叔是土天才,经常在夏夜的打麦场上对着社员发表演讲。天南海北,驴头扯到马腚上,但听起来趣味盎然,不亚于单口相声。因为叔叔的榜样,我从小就对口才好的人十分敬重。
可惜在作家队伍里很少见到这样的人,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官的口才也实在是一般般,他们讲的话都是一个调调,毫无幽默感,更没有个人的语言风格。说话流畅不是我心目中的好口才,更不是演说家。真正的演说,每次都是创造,每次都不重复,每次都能说出自己的话,而不是背诵别人的话或是把别人的话改头换面。
既然受邀出去,总要说点什么。既然没有即席演讲的才能,事先写好稿子,出去照着念念,也是可以原谅的。有人说,作家出去代表国家说话,那是瞎扯。我知道,我只代表我自己,有时候连自己也代表不了。因为我的话需要翻译给听众,翻译能否把我的话翻译得符合我的本意,只有天知道。所以我的“演讲”里有些话,大家也不必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