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痴呆症:更名不如关爱
今年9月,央视联合多家媒体,呼吁消除社会歧视,为“老年痴呆”正名。
“老年痴呆症”的专业名称叫做阿尔茨海默病,临床表现为失忆、失智,并伴有精神病症状和行为障碍。所谓痴呆,形同呆子、傻子,这种翻译对那些病患者来说,显然很不人性,也欠缺人文关怀。因而,有不少老年痴呆患者因羞于提及、自卑心理而回避治疗,导致病情加重。以此而言,为这种明显带有歧视色彩的“老年痴呆”正名,体现了社会对这一群体的尊重。
事实上,一些门户网站发起的“要不要为老年痴呆症正名”投票活动,公众给出的答案也是支持更名者占了上风,在“老年痴呆症”“失忆症”“失智症”“脑退化症”“阿尔茨海默病”几个选项中,“脑退化症”与“失智症”得票最高,“老年痴呆症”得票数为0。
然而,更名只是迈出的第一步,整个社会要以更名为契机,让更多的人理解这个群体,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从而真正地尊重这个群体。否则,更名也只是流于形式,没有多大实质意义。
(《广州日报》10.12)
谁有资格嘲笑河南交通厅长前“腐”后继
10月9日,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原厅长董永安涉嫌受贿罪案开庭审理。16年来,河南省交通厅已有4任交通厅长相继落马。
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真是河南的“特产”吗?童话作家郑渊洁追问:为啥只有河南的交通厅长前腐后继?其他省的交通厅长守身如玉?还是河南检察院给力?其他地方的检察院姑息?
没有查出问题,并不表明没有问题;在位时没有任何问题的迹象,并不表明真的就是守身如玉——无数案例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那场车祸之前,谁也看不出陕西安监局的杨局长有什么问题,公开的信息都显示他是一个清官。可这样的“公开信息显示”是多么地脆弱和不靠谱。
没有引入公众监督,没有强化对厅长权力的监督,没有对官员实行家庭财产公示,没有采取措施加强对这一“高危岗位”的约束——换人而不改体制,腐败自然就绵绵不绝了。
腐败问题上,没有哪个地方可以置身事外和沾沾自喜,没有哪个地方有资格嘲笑另一个地方。一时没出腐败案,不代表官场就是清廉的;一时没有腐败,不代表这个人就是特殊材料做的。腐败是这个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没有谁可以例外。
(《中国青年报》10.16 曹林)
别让手机“离间”了面对面交往
饭桌上,老人想和孙子孙女说说话,孩子们却个个抱着手机玩,老人受到冷落后,说了句“你们就和手机过吧”,一怒之下摔盘子离席。这平常却戏剧性的一幕,触动了许多人的心绪。
现代社会,人们离不开手机。开会玩手机,吃饭玩手机,朋友聚会玩手机,睡觉前还得看一会儿微博。离不开手机,是信息社会里信息交往频繁的一个显著表现。然而,当这种新式的手机交往屡屡战胜面对面交往时,我们就可能失去了本真的东西。
原本,拥有汽车为的是压缩交往的距离,而不是要丢掉步行;拥有电脑为的是赢回信息处理的时间,而不是要丢掉书写;拥有手机为的是联系更方便,而不是不再与人见面。
今天,在快节奏的生活时代,有的人会有意让自己的生活慢下来——在整天面对电脑时,留给自己点书写的时间;在家庭朋友聚会时,会关闭手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在以车代步的同时,每天留出时间去散步锻炼。这些都是人们在新时代的积极应对,找回了原初的东西,往往就会找回基本的健康和幸福。
(《新华每日电讯》10.17 吴乔)
警惕过度治疗中的暴利驱动
据统计,2000年我国心脏介入手术数量为2万例,2011年达到40.8万例,增长了20倍,介入支架使用量超过65万个。
相关手术数量激增,固然与心血管病人大幅增长有关,但更不可忽视的是背后的暴利驱动因素。据悉,一个出厂价不过3000元的国产支架,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心脏支架的暴利程度相当惊人。在如此暴利的驱动下,过度治疗俨然成为难以避免的后果。报道称,济南某患者因心梗住院接受支架治疗手术,竟被先后放入7个支架,“血管成了钢铁长城”。
最近,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凌志军,根据自己的抗癌经历写了一部《重生手记》。书中转述:全国每年有80%的癌症患者在有意或被迫接受着超过疾病治疗需要的过度治疗。
看个感冒发烧,许多医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让患者吊针,或者开抗生素药物。这既导致了抗生素滥用,也抬高了看病的成本。
对医院的治疗方案,或者说对于那些纯粹是为了逐利的过度治疗,医院和监管部门是否有专业上的制约措施?在专业判断与行业规范之间,应当有一个利益均衡机制,这样才不会使医生处方沦为医院的暴利工具。
(《新民晚报》10.15 魏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