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沦陷 文化人士开展大营救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重庆国民政府对日宣战。12月25日，在经历18天的激战后，港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160万港九居民身陷日军铁蹄之下，滞留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800余人，也命悬一线。

    隐蔽与寻找

    从1941年12月8日港战爆发，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就接二连三收到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发来的特急电报，要求他将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抢救出来。

    从战事爆发到香港沦陷这段时间，大部分文化人士、民主人士都已在香港隐蔽起来。

    司徒慧敏、金山、于伶等把香港中央电影院的地下室作为临时避难所；廖沫沙与胡仲持搬到中环坚尼地道的一座集体宿舍内；蔡楚生和妻子陈曼云躲到跑马地黄泥涌的防空洞；夏衍、邹韬奋、胡绳等则分散居住在铜锣湾贫民区内；戈宝权、叶以群、高纷等人住在九龙森麻实道附近，后来辗转到一家歌舞厅，和茅盾夫妇和其他八个朋友一起隐蔽；柳亚子一家五口由爱泼斯坦送往西摩道宋庆龄主办的保卫中国同盟总部，后来，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夫人经普椿及子廖坚也来此隐蔽。

    1942年元旦，隐蔽在各处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听到两个好消息。一是，日军为解决缺粮问题，准备疏散大批难民回内地。这可是逃脱的好时机。二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已同东江游击队接上头，正策划分期分批抢救在港文化人。

    在整个抢救流程中，最困难的是寻找隐蔽各地的文化人。藏起来容易找起来难，这个工作落在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机要工作负责人潘柱身上。

    潘柱首先想到《华商报》总主笔张友渔和在生活书店工作的徐伯昕，通过他俩，潘柱找到了柳亚子和女儿柳无垢，接着又在罗便臣道找到了廖承志的母亲、爱人和儿子。当时的情况，每找到一个人都相当不容易。在将近一周的寻找后，柳亚子、何香凝、夏衍、邹韬奋、茅盾等几百人一个串一个相继找到。

    陆路：文化人大营救的主通道

    大批偷渡从1942年1月5日开始，每天都有一批文化人离开香港。

    1月9日，茅盾、戈宝权、叶以群、胡绳、廖沫沙等几十位文化人扮成“难民”，由交通员李锦荣带领，集合到铜锣湾避风塘的海上交通站。李锦荣走向岸边的一艘小艇问：“有黄花鱼卖吗？”船主答：“有。”又问：“论斤还是论条？”答：“你到舱下看看吧。”暗号对上了，李锦荣带着他们跳上小艇。小艇立即把他们送上停泊在避风塘的两只靠在一起的大渔船。

    凌晨3点，3个交通员带领着将大家分散到3只竹席篷的小艇上，并找准时机划向对岸，停靠在九龙的红磡码头。

    1月10日，天没亮，在交通员李筱峰的带领下，茅盾、邹韬奋等20多人继续北行，这一天走了70多里。经过几天的跋涉，一行人终于到了东江纵队的根据地——深圳宝安白石龙村。

    “客人到了。”在梅林岭上负责警戒的游击队员早已从望远镜里观察到茅盾、邹韬奋一行，向村子里发出信号。1942年1月13日晚，第一批文化人茅盾、邹韬奋、戈宝权等几十人到达白石龙。接下来的几天里，胡风、丁聪、张铁生等300多位文化人也陆续抵达白石龙。这条线，成为文化人大营救的主要通道。

    水路：文艺界人士由此撤离

    和陆路大营救比起来，水陆小分队人少很多，这队人马主要是电影界、戏剧界的“大腕”，名气太大，走陆路容易暴露。廖承志决定安排他们乘走私船到澳门，再转移至内地。

    1942年1月6日，接到通知的文艺界人士夏衍、金山、司徒慧敏等20多人聚在一起，准备离开香港。到了码头，看到很多不曾见面的老朋友，大家互相交换现在的假名、假职业，互相调笑着化装之后的形象。夏衍化名黄坤，一身广东人常穿的“唐装”，手拿一把雨伞，加上刚蓄的两撇小胡子，俨然是一个地道的港商。大导演蔡楚生扮作失明老人，走路还要妻子陈曼云“搀扶照顾”。

    11点，船来了。经过几个小时的航行，小船平安抵达长洲岛。过了一夜，次日启程到澳门。在澳门地下党的帮助下，这批人化装成富商，坐走私船辗转到达桂林。

    2月4日，田汉站在车站月台上，看见夏衍、司徒慧敏、蔡楚生、郁风等人从车厢里出来，高声叫喊。大难不死，劫后重逢，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1942年的这次大营救，历时近200天，行程万余里，遍及10余省市。被营救的近千人中，有300多位是当时社会各界的精英。如果没有这次大营救，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学术史、政治史、艺术史都可能会是另一番面貌。

    题图：何香凝（右四）在香港浅水湾与从事抗日活动的文化界人士合影。

    （《文史参考》2012年第19期 小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