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身后沉浮事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56岁。2月17日，北平、上海两地同时举行公祭活动。对于梁启超的离去，国民政府的态度非常冷淡。

    梁启超早年一度与孙中山关系密切。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成立“保皇会”，试图营救光绪帝，以恢复变法维新。但当梁启超东渡日本，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结识后，两人很快打得火热。这一时期可谓梁启超人生中思想最为激进的一个时期，用他自己话说，是“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

    1899年，梁启超奉康有为之命赴美国檀香山发展保皇党。由于有孙中山的支持，加上梁启超在当地的宣传是“借名保皇，实则革命”，也就是宣称保皇与革命是殊途同归的，短时间内竟然把当地兴中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挖到保皇会去了。孙中山对此当然大为光火，认为梁启超背信弃义。

    从1902年到1903年之间，由于老师康有为的施压以及访问美国后的思考，梁启超心中的天平也开始重新向改良倾斜，他认为，暴力革命带来的很可能是灾难。

    这样一来，双方的裂痕再也无法弥补。正如孙中山所言，“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这相当于宣布了与梁启超的断交。

    1912年10月回国后，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渐趋成熟，他系统阐述了君主立宪思想和实行“开明专制”的渐进主张，另一方面反对激进革命。无疑，对暴力革命的批评，为梁启超身后形象的沉浮埋下了伏笔。

    当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对这位昔日政敌显然不会有好评价。直到梁启超去世13年后的1942年，国民政府才下达了褒扬梁启超的命令。

    中共领袖毛泽东早年一度是梁启超的拥趸，他在1936年曾告诉美国记者斯诺，自己上学时曾读过表兄送的两本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但是，随着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熏陶，这种感情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当“革命”思潮逐渐成为主流，梁启超的思想便显得不合时宜。他一生中政治理念的多次调整，被时人指责为“善变”；而他从戊戌维新的“激进派”蜕变为“保皇派”，走上“改良”道路的经历，则渐渐沦为“反动”。

    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梁启超的形象继续走向脸谱化。如果说他前期尚有“进步意义”，那么后期他则在政治上走上了堕落的道路，而且还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坚决斗争的对象。

    随着改革开放到来，内地对梁启超的研究开始悄然繁荣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启超价值的重新发掘，与时代的变迁有着必然的联系。对梁启超的评价是高还是低，反映的是不同时代的人对历史、对改革的判断。

    梁启超这样一个烙上改革印记的历史人物，已经成了研究当下的一个热门参照物。文艺评论家解玺璋说:“他从开民智走到新民，其核心就是人的现代化，而国家现代化的聚焦点，则是宪政和政治的民主化。他是最先将民族、国家、国民等新术语引入中国思想界的启蒙者，同时，他也是宪政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等新观念的权威阐释者。”

    （《中国周刊》2012年第10期 周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