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青年教师自比为“工蜂”

　　近日，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廉思领衔的30人研究团队历时一年有余，在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5个城市，对5138名青年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完成了《工蜂——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

　　彭锋（化名）今年33岁，国内名牌大学文科博士毕业，目前在北京某重点高校任讲师。他每周教8个课时，与名教授一起承担了两项科研课题，没有行政职务。

　　彭锋已婚，他每年贡献给家庭的工资大约4万元，另有两万元的工资外收入是课题经费“贴补”的。尽管高校教师这份工作稳定且“听起来很好”，但彭锋在从政或经商的朋友面前没多少自信。彭锋被大家称作知识分子，但他和同事们有时自嘲为“知识工人”，或“工蜂”族，是单位的业务主力但收获有限，多数忙碌于金字塔底端。

　　这是廉思研究团队为“70后”、“80后”高校教师画的一张像。统计显示，我国高校40岁以下青年教师人数目前已超过86万，占全国高校专职教师总数的63.3%。

　　72.3%感到“压力大”

　　调查报告显示，作为近九成拥有博士学位的高知群体，高校“工蜂”族也是高压人群。72.3%的受访者直言“压力大”，其中更有36.3%的人认为“压力非常大”。

　　压力主要来自3个方面——科研任务重、教学任务多和经济收入少。廉思告诉记者，“由于绝大多数高校把职称和职务晋升与发表论文数、出版专著数、申请课题数等‘量化指标’直接挂钩，78.1%的‘工蜂’认为，自己从事科研的时间‘很不够用’。”

　　“非升即走”的潜规则更加剧了彭锋的紧迫感。“很多人把大学老师工作视作‘铁饭碗’，但对很多年轻老师来说，一个潜规则是：5年内不能从讲师升到副教授，你在这个学校的教书生涯就基本结束了。”

　　升副教授的依据当然是指标完成情况，但高校“工蜂”族完成指标的状况并不乐观。近3年来，没有独立著作的“工蜂”占83.2%。

　　彭锋工作快5年了，身边近2/3的同龄教师是讲师职称，只有约1/4是副教授职称，“40岁以下的教授几乎看不到”。彭锋坦言，职称低让“工蜂”们感到掣肘颇多，“副教授不能担纲重大课题，即使他是实际研究的主力。科研经费和学术资源也都向学界‘精英’和‘大腕’靠拢。”

　　彭锋有自己的研究兴趣，但他目前的生活都围绕着“马上升副教授，40岁以前升教授”进行。他必须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有时也不得不搞关系，甚至花钱买版面。

　　近七成每月难有结余

　　调查报告显示，“工蜂”族的整体收入偏低，平均一年不足5万元，只有10%的“工蜂”能突破7万元。

　　2006年，北大教授阿忆曾在博客上“晒收入”，提到工资收入不足以支撑日常开支。彭锋也发现，金融业2010年的年人均工资是8万多元，计算机和软件业近7万元。“我们排在第三位，5.7万元。但除去名教授、学科带头人的收入，很多青年老师达不到这个水平。”

　　廉思称：“高校‘工蜂’族刚入职不久，工资和职称较低，申请课题经费难度较大，而结婚、买房、买车、子女升学、赡养老人等经济压力又集中涌现，以致不少人不得不从事各种兼职，以代课、培训、承揽项目等‘贴补家用’。”

　　“缺乏一份体面的收入，知识分子只能‘为稻粱谋’。”彭锋坦言，由于兼职承接的课题研究耗时不少，他近一年来除专业书外，已很少有时间“精致地阅读”。部分“工蜂”族还坦言“兼职影响了备课”，为贴补收入，对各种课题经费也“节衣缩食”。

　　84.5%自认为处于社会中下层

　　从硬件条件来看，“工蜂”族都还不错：高学历，工作稳定，加上社会名望，他们应属于中产阶级。但调查报告显示，这个人群的自我认知却在“下行”。

　　5138位受访高校青年教师中，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其中，36%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13.7%认为自己处于“底层”，仅有14.1%认为自己处于“中上层”，0.8%认为自己处于“上层”。

　　报告分析指出：“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变了，权力和金钱取代知识与道德成为评价核心指标，这是令高校‘工蜂’族感到压抑的重要背景。知识分子的整体地位下降，‘工蜂’族地位更加被边缘化。”

　　高校内部的资源配置不均，论资排辈现象严重，“官本位色彩浓”，有时也令彭锋产生“失落感”。报告显示，过半数（54.0%）受访“工蜂”有类似感受。“不同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脱颖而出’的概率不一样。目前，整个社会的学术、思想、文化等处于‘平台期’——大致路径及规模已经形成——年轻人的出头比‘变革期’要困难很多。”有专家认为。

　　报告还显示，“下行感”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角色定位和社会责任感。在部分考虑过转行的“工蜂”中，22.8%的理想是公务员，想从事企业管理或金融行业的也分别有两成左右。

　　此外，在判断自己是否优秀的标准上，有45.6%的受访“工蜂”认为同行认可是首要标准，其次是获得政府认可，仅有23.4%的人把“获得社会认可”作为评判标准，这也令研究者感到担忧。

　　彭锋记得，在自己读书时，他的老师曾告诉他：“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要能为国家担纲，也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但他告诉记者，现在在校园里，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行色匆匆，像“工蜂”一样，为找一份好工作，有一个好家庭，过自己的好日子而奔忙。

　　（《中国青年报》9.14 王梦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