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我们的思想基础

    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以浮躁作为自己的基本特征，那么，更令人担忧的是，它视之为圭臬的那些思想观念也是肤浅可笑的，甚至是全无根基的。下面，我们主要列举三种影响深广的思想观念：

    一是实用主义的观念

    比如，我从1984年留复旦大学哲学系任教以来，接到过不少学生家长的来电或来信，他们总是问我：“哲学有什么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家长都是反对子女来哲学系学习的，因为他们心里明白，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像哲学这样高度抽象的学问是不可能给子女带来轻松而高薪的工作的。因此，他们都鼓动自己的子女去读市场经济中十分走俏的专业，如金融、会计、法律、管理等，而完全不顾子女对这样的专业是否有兴趣。

    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实用理性有其合理的因素，因为它敌视一切僵化的教条；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没有正确的价值理性的提升和引导，实用理性很难区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很容易蜕化为急功近利的思维方式。历史和实践都表明，人们在认识某些重要的真理时，需要有一种超功利的、超实用的态度，才能保持其高瞻远瞩的眼光。

    二是历史主义的观念

    它主要具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

    一是崇古泥古的倾向，中国人总是倾向于把中国古代社会描绘成“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大同世界。二是对历史泡沫的兴趣。所谓的“历史的泡沫”主要是指政治斗争中的权谋、窥探隐私的热情等。三是对历史实事的厌倦。这里所说的“历史实事”是指具有重大的当代意义的历史人物、历史事实和历史事件。对这些与当代人生命攸关的历史实事，当代人却抱着普遍的厌倦情绪，甚至厌倦到最好把所有这些历史实事统统从自己的记忆中赶出去。在我看来，之所以出现这种对历史实事的普遍的厌倦情绪，主要是由于这些历史实事牵扯到一些复杂的人事关系，所以遇到这样的历史实事，就像误入地雷区一样，大家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避之犹恐不及。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的引导下，票房价值高于一切。于是，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的历史泡沫便大受青睐，反之，与当代人的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历史实事却被边缘化了。

    三是媚俗主义观念

    所谓“媚俗意识”，就是人们缺乏批判意识，对庸俗的文化产物无条件地加以认同。众所周知，19世纪30、40年代以降，俄国的文学艺术之所以出现空前的繁荣，就是因为有一大批高瞻远瞩、眼光敏锐的批评家，如赫尔岑、别林斯基、杜勃留波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存在。事实上，没有这样伟大的批评群体，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要得到提升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在当代中国，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作者和评论家总是卑躬屈膝地去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

    由上面的讨论中不难发现，当下我们亟须重建我们的思想基础，而重建思想的基础至少要确立以下四种意识：

    一是确立求真意识

    我这里说的“求真意识”，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讲真话、追求真理、为人真诚。所谓“讲真话”，正如巴金所说：“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说真话。”然而，巴金也感慨讲真话是不容易的，事实上，在当今这个时代中，讲假话、办假事的幽灵仍然到处游荡。所谓“追求真理”，就是不管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真理，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真理，都需要用生命和鲜血去追求。所谓“为人真诚”，是指这种真诚既不能用金钱加以度量，也不愿意把自己还原为金钱，真诚就是真诚，它只是良知和理性的产物。

    二是确立忏悔意识

    在我看来，忏悔源于求真，忏悔意识可以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个体生存之忏悔意识”，根植于个人对自己的生命历程的反思和忏悔。另一种是“群体生存之忏悔意识”，根植于一批有识之士对自己民族、国家的生命历程的反思和忏悔。

    在中国人的传统中，后一种忏悔意识并不匮乏，中国人缺乏的是前一种忏悔意识，缺乏如巴金、顾准那样的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反思和忏悔。只有把两种忏悔意识结合起来，一个民族的思想维度的重建才不会缺乏坚实的基础。

    三是确立法权意识

    这里所说的”法权意识“实际上就是法权人格。也就是说，人不是作为只知道吃喝拉撒的自然人生活在世界上，而是作为具有强烈法律意识的独立人格生活在世界上。每个人不仅要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也要尊重他人的基本权利。

    四是确立道德实践主体意识

    不少学者谈论思想和智慧时，都缺乏应有的道德前提。如果以这样的方式谈下去，思想就会蜕化为阴谋诡计，智慧就会蜕化为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孟子强调，要成为君子，“先立乎其大者”。这里所谓“大者”，用现代语言来表达，也就是安身立命的人生态度，而这种人生态度正是道德实践主体意识。

    （《社会科学报》8．30 俞吾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