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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2年09月15日 星期六

    对当下学校“只能教书不能育人,只追求高分不求个性培养”的应试教育环境的失望,令不少男教师最终选择离开。

    男教师何时不再“逃离”中小学

    《 文摘报 》( 2012年09月15日   01 版)

        凡是来过方书贤办公室的人,都会问他:“你真是教研室唯一的‘党代表’吗?”方书贤已在河南开封市某所中学待了22年,他的身边曾先后来过5个男教师,但几乎是每两年走一个。如今的教研室,除他以外,其他13位教师都是清一色的女将。

        方书贤曾讲起这样一个场景:每年,市教委都会为单身青年教师专门开展一些联谊活动,除学校之外,其他参与的部门多是政府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联谊会的保留项目是跳舞,女伴多是学校的女教师,而男伴则通常是那些外来单位的“有为男青年”。

        收入令男教师“逃离”

        收入是令男教师“逃离”的一个因素。尽管国家已经作出规定,教师工资参照公务员标准,但各地情况不同。以开封为例,一位小学教师介绍,教师月薪最高能达到3000元左右,而当地公务员可拿到四五千元。

        城市教师队伍“女性化”,县镇次之,农村学校中女性教师所占比例最小。而且,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教师职业对男生的吸引力越弱。北京、上海2009年小学专任教师中女教师比例分别达到74.4%、74.21%

        对农村男教师所占比重更大的一种解释是,在多数经济较为落后的地方,能将义务教育读完,乃至走出去读书的多是男性。相应地,整个农村文化程度较高的也多是男性,他们中没能走出老家的一部分人便留在当地做起教师,撑起了乡村的师资队伍。

        留给经济发达地区的则是另一个追问:一些大城市给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已是十分优越,以北京一些重点中学为例,招收教师的门槛有的抬升至硕士学历,相应的待遇则是解决户口、宿舍加5000元的中等月薪,为何仍受不到男性的青睐?

        专家的分析是,一方面,全国教师等级工资是一致的,即使在北京、上海这些生活成本很高的城市也只是多一些津贴补贴。换句话,与同在一所城市的其他职业相比,教师的工资待遇“仍抬不起头来”;更为重要的是,大城市工作机会多,男性选择的余地更大。当然,这也涉及到择业观念和社会地位的因素。用方书贤的话来说,“男人要面子,对象都难找的工作,即便钱给的多了些,也没人愿意去。”

        老师成了“套中人”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报告显示,大学教师排在第8名,中学教师排在12名,小学老师则排在第35名。而工程师排第4名,外企经理第10名,银行出纳员排在22名。

        深圳市翰林学校语文教师武宏伟对此深有感触:“教师的社会认同度太低,家长对老师的尊重大多停留在教他孩子的那会儿。”而就教师职业的成长空间而言,因其过于“狭窄”、“难有进步”也让一些男教师望而生畏。

        有一句话在教师圈内广为流传:“one day as a teacher,always a teacher”。对此一个较为夸张的翻译是:“当你踏入教师这个行列后,就像被关在学校这个笼子里,再难与这个社会有过多交集,以至被社会的快速脚步落下,越来越远。”

        这种隐痛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武宏伟说,他曾经向很多非教师职业的朋友诉苦,但朋友多会半开玩笑地回应:“你们有寒暑假,加一起3个月,知足吧。”

        不身在其中,难解其味。实际上,学校并没有给教师打开社会活动这扇窗。武宏伟发现,30年来的教师生涯,工作日要上课,周末要做继续教育,有时还给学生在家里补课“开小灶”,平日里几乎没有多少时间用来充电。

        一个研究生时的同学告诉武宏伟,相对于其他领域,教育是个“落后”的部分。以前和这位同学一起做教育的都离开了教师岗位,他们宁愿去中小企业接受未知的挑战,也不愿一直做个“套中人”。在学校里,学生是“有期徒刑”,老师是“无期徒刑”。

        武宏伟告诉记者,如果不是在学校里轮岗做过团委书记、副校长等职务,恐怕自己早对学校失去了感情,“男人如果没了发展空间,真的怕被瞧不起。”

        不认同应试教育

        在吴国珍,这位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专业硕士生导师看来,除了外在因素,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内涵原因。

        这些“内涵原因”简单来说,就是男性在选择教师职业时所憧憬的教育抱负,以及现实教育环境对它的“扼杀”。

        吴国珍说,愿意为教育牺牲自我,把积攒20年的知识悉数掏给学生的教师大有人在,阻碍他们释放能量的是僵化了的应试教育环境。

        试想,如果让一个男人站在课堂上盯着学生们念书,看着他们背书,拼命做练习,这与传统意义上的蜡烛精神相比,完全变了味儿。

        换言之,当下的环境让教育失去了“育人”的血液,只剩下“教书”的躯干,成了“僵化的教育”。在吴国珍看来,一味地追求高分,而不是根据学生特征发展个性,不仅让学生成了机器,老师也成了教书机器,从而真正成了他们所自嘲的“教书匠”了,真正有教育抱负的男人谁甘心于此呢?

        吴国珍的一位朋友,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教语文。刚教了几年,这位男教师便离开,去了一所民办中学。

        到了民办学校后,这位教师接触到了差生、问题少年等各类学生,他的工作明显要比以前多了许多,除了学习,还要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家庭乃至“人生困惑”等各类问题。但是他很喜欢这种状态,因为“这样的教师生涯才显得完整”。

        吴国珍认为,就中国而言,最值得注意的是应试环境对教师职业“成就感”的影响。更进一步说,一些男性对中小学教师岗位的“逃离”,折射的是他们对应试教育环境的价值不认同。

        (《中国青年报》9.10 邱晨辉 严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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