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电台就设在敌警察局的对面”

    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情报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王石坚北方情报系统、潘汉年情报系统并名的吴克坚情报系统，在三大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争取湖南及云南的和平起义等关键时刻，及时提供了大量国民党军政情报。日前，吴克坚的儿子吴兆力向记者讲述了其父亲及其领导下的“吴克坚情报系统”背后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去蒋介石那儿弄点东西来”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中央向全会人员印发了吴克坚从上海发来的三份电报，里面提到：“国民党仍在源源不断地撤走上海的物资。”

　　吴克坚1900年出生于湖南平江县，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他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独立团政治部主任。1928年在上海加入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

　　在负责情报传递工作时，吴克坚常把写有内容的纸条藏到笔套中带走。吴克坚之子吴兆力说，当年国民党在上海特务密布，但父亲的反侦察意识很强。“只要父亲发现身后有特务尾随，他就不动声色地去站台等有轨电车进站，当车来时，父亲并不急着上去，直到车门要关了，他才一个箭步跳上去，特务通常来不及反应上车，只能眼睁睁看着电车远去。”

　　1936年，吴克坚被派到莫斯科、巴黎，1938年初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秘书长兼周恩来随身副官。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吴克坚是当时南方局的6个常委之一，担任《新华日报》总编辑并开展隐蔽战线方面的工作。“父亲在《新华日报》写了很多重要的社论，这些文章他都拿去给周恩来审阅，经周恩来看过同意发表后，他才发下去排字。”吴兆力说。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李克农派遣吴克坚到国民党的心脏地区上海、浙江、江苏从事地下工作。临行前，李克农对吴克坚说道：“我不打算交给你任何情报关系，我管的这个摊子，货架上是空的，全靠你们自己去蒋介石那弄点东西来，否则我是很难向党中央交差的。”

　　“1946年父亲以经商的名义带着我们一家四口来到上海，在没有任何随同的情况下，着手建立地下情报系统。”吴克坚很快在上海跟一些老地下工作者接上了关系。随着联系人员不断增多，情报系统迅速发展，以江、浙、沪为重点，很快遍及湖南、云南、福建等地，成为一个庞大的系统，情报人员分布在国民党许多要害部门。

　　1947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吴克坚情报系统将会议的全套内部文件悉数发回陕北，就连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在很小范围内作的军事报告也被发往延安。

　　吴克坚的情报系统使用的电台分布在各个险要地点，其中有好几部电台设置在上海北四川路和塘沽路等地。塘沽路的那个电台，当时是由叶人龙、陈秀娟夫妇掩护，他们在楼下开了一个汽车修理行，楼上就是电台，而电台的对面就是国民党的警察局，敌人做梦也没想到，共产党的胆子那么大，地下电台竟然就设在他们的眼皮底下。

　　潜伏三年多无一人暴露

　　沈安娜在国民党阵营潜伏13年，她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担任速记员，蒋介石召开会议时，她就在旁边做速记。1942年8月，沈安娜的直接联系人徐仲航被捕，与组织的联系中断了。此后她耐心潜伏下来，直到三年后的1945年8月，与当时在重庆的吴克坚重新接上了头。

　　1946年3月，蒋介石接连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制定了“在半年内击溃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并分区围剿”的计划，还确定了军事部署和兵力调配。沈安娜用速记符号仔细地记录下来，连夜翻译整理，交由她丈夫华明之传递。“父亲曾是《新华日报》的总编辑，当时国民党特务大多认识我父亲，沈安娜不能直接向吴克坚传递情报，而是通过她丈夫华明之作为中间人传递。通常的做法是，华明之事先把写有情报的纸条装在香烟盒里面，两人在约定的街上擦肩而过，将情报传递，再由吴克坚迅速送到延安。”

　　1949年，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先后将“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约50架飞机从上海、广州迁到香港。陈毅、粟裕获得了两航的职工不愿到台湾去、要起义的消息，报到中央。中共中央要求由粟裕和蒋天然、吴克坚（上海市委情报委员会书记）组织争取两航起义的工作。1949年6月，香港潘汉年系统的张唯一派情报干部朱汉明与“中航”内的三位中共地下党员取得了联系，吴克坚把他的工作对象锁定为“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

　　吴兆力告诉记者，他父亲通过关系认识了“中航”副总经理查夷平，进而联系上总经理陈卓林，向他阐明了形势。在多方力量的努力下，1949年11月9日，“两航”员工在香港宣布起义，有12架飞机直接飞回了北京，为新中国民航的创立打下基础。

　　吴克坚领导的情报系统在上海有四个电台，全国有9个电台，情报系统内围和外围人员共有1000多人，许多人都深入到国民党的高层。这些人无一人暴露。

　　(《广州日报》9.8张映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