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劫机案引发的破冰之旅

　　1983年，从沈阳飞往上海的296次航班被卓长仁等6人劫持，最后在韩国江原道迫降。虽然当时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从案发到结束谈判，双方用不到一周的时间就稳妥解决了这一事件。可以说，这次谈判是中韩两国交往的一次破冰之旅。

　　日前，当时担任中方工作组翻译的外交部退休官员蒋正才，口述了处理这起事件的始末。

　　意外的破冰之旅

　　1970年，韩国在他们海域里发现了我们的一条渔船。过去由于两国外交人员互不打交道，甚至不握手、谈话，因此他们发现我们的渔船，都送往台湾，但这次放回来了。这个事情报到中央，周恩来总理意识到这可能是韩国改变对华态度的一个信号。

　　从那以后，这种迹象越来越明显。驻外使领馆也反馈信息，说韩国外交人员希望和他们接触。在我们国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需要考虑如何处理和韩国的关系。我们总的方针是要在外交上逐渐打开局面。  

　　卓长仁劫机事件，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发生的。

　　1983年5月6日下午，我突然接到部里电话，有架飞机被劫持到韩国，要赶快弄回来。当时负责此事的工作小组连个会都没一起开过，就直接到机场，上飞机碰面，事情就这样紧急。

　　部里交代我们，要注意政策，任务就是把人和飞机要回来。

　　随身拎着20万美元现金

　　我们这次到韩国，民航局局长沈图的秘书一直拎着一只大箱子，里面是20万美元现金——这么多乘客在韩国，吃住费用，包括飞机的维修、油料等，都有开销。我们觉得这些开支要由我们承担，不能欠人家的。而我们当时和韩国的银行没有任何往来，只好随身带着现金。

　　后来才知道，飞机降落到韩国后，韩国政府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和我方接触，决定拿出10万美元处理这些事情，包括中国工作组的开支。事件发生后，韩国政府还很快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表示愿意把乘客和飞机交还给中国，但要同中国就此谈判，就是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和我们接触、改善关系。

　　在两国谈判过程中，关于卓长仁的遣返问题是一个难题。我们要求引渡，他们认为按照《海牙公约》，飞机降落地国家对劫机犯也有管辖权。双方就此展开了辩论。我们最后考虑，主要还是把飞机和乘客带回中国，如果僵持在这个问题上，夜长梦多，于是保留进一步交涉的权利。

　　这样，其他就没有什么困难了。没想到韩国提出签一个书面的东西。他们提供了一份文件，里面有9处提到“大韩民国”。当时我们还没有承认这个国家，不好使用这个名称。这个问题就成为谈判的关键。

　　“大韩民国”写入文件

　　我们内部商量，既然强调遵守国际公约处理这一事件，就要承认它是国际法主体。如果不承认他的国号，逻辑上说不过去。最后决定只在代表团团长签字的地方留一个“大韩民国”，出现这一次，这样就考虑了对方的感受，而我们最后也用的是中国民航的落款。他们一看，还是写上了一个“大韩民国”，非常高兴。

　　这次谈判除了比较好地处理了劫机事件外，最主要的收获就是双方直接见了面。这次谈判后，中韩间的贸易慢慢活跃起来，其他方面的关系也跟着发展。

　　可以说，虽然在劫机案近10年后中韩才建交，但这次劫机案及其处理，推开了两个国家封闭的大门。

　　（《解放日报》8.31 蒋正才口述 山旭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