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代纠缠的《现代汉语词典》

    195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要求组织编写一部旨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的中型语文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应运而生，被很多人称为“老师的老师，词典的词典”。正因如此，《现汉》的每一次修订都引来公众关注。看似一部中型字典的编制修订，其背后是时代变换的身影。

    100多万张卡片孕育“试印本”

    1956年，国务院提出《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要求。当年7月，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新华辞书室、文字改革委下属的中国大辞典编辑处共同组成了《现汉》编辑室。编辑室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没有任何同类词典可以参考，一切从零开始。

    正式编写之前，编辑室从1958年到1959年间进行了资料收集工作，从能够取得的国内外现代汉语书籍、报刊、杂志等资料中勾建词汇，每个词都单独记录在卡片上，最终收集到70多万张卡片，加上新华辞书室编写《新华字典》时的30多万张卡片，《现汉》的编写便建立在100多万张卡片的基础上。

    由于《现汉》任务紧急，1960年的试印本采取了定稿一部分、印刷一部分的方式，印制了1000本，分送各大中学校、研究所修改审定。从1961年开始，各地的审定意见陆续反馈回来，编辑室经过两年多的修订，1964年试用本定稿，1965年，试用本出版。但接下去的10年却成为《现汉》的噩梦。

    1966年，《现汉》继续进行修改，修订的书稿送到了商务印书馆，可是在出版社审稿过程中，“文化大革命”开始，有关工作被迫停止。1970年，词典编辑室人员随语言研究所下放河南省息县“五七干校”，1972年才回到北京。

    一度成为批判典型

    在《现汉》正式推出之前，命运可谓坎坷，甚至一度面临夭折。1973年，《现汉》试用本内部发行。可谁知，试用本的推出却在一年之后招来大祸。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陕西韩城县燎原煤矿的7名工人贴出一张名为《客观主义对谁有利》的大字报，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姚文元批示：值得注意，问题很突出。

    这轮针对《现汉》的批判十分猛烈，词典被称为“封、资、修的大杂烩”，“它的出版同我国当前深入发展的大好革命形势十分不协调，甚至可以说，在同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唱反调。”

    以“虞斌”的《评<现代汉语词典>重印本》一文为例，在该文章中，《现汉》可谓“劣迹斑斑”：“《现汉》首先吹捧孔老二是‘圣人’，一提起‘经典’， 第一个抬出来的就是‘儒家经典’，然后讲到宗教经典，就是不讲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是经典。”最后，该文对《现汉》盖棺定论道：“联系到全书中没有见到一个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例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收词上的这种表现是一种反动的政治倾向。”

    在猛烈的批判下，《现汉》被要求销毁，在商务印书馆陈原的周旋下，词典才躲过灰飞烟灭的劫难。

    工人和军代表进了修订组

    1975年5月，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在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决定，由语言研究所成立“三结合修订组”修订《现汉》。

    8月，《现汉》修订工作开始。10月底，陕西韩城燎原煤矿9名工人来到语言所，12月，北京无线电联合厂的10名工人加入，1976年2月，修订组又增加了北京军区政治部3名人员。

    50多人的“三结合修订组”基本无法工作，代表提出了很多让研究员们哭笑不得的意见，比如，建议“山盟海誓”的例句为：“我们跟毛主席山盟海誓”。无线电厂的工人师傅要求增加这样的例句：学毛选、抓实践、早起点、晚睡点、茶余饭后多学点，因为“这是我们经常说的”。

    “三结合”让《现汉》的修订受到极大干扰，1976年“四人帮”垮台，1977年春，“三结合修订组”的工人、解放军人员撤离语言所，词典编辑室不得不花了近一年时间重新修改整理书稿，努力消除极左带来的影响。1978年12月，《现汉》终于正式出版。

    然而《现汉》发行不久，编辑室便发现，词典仍有一些“文革”遗留问题，有必要尽快进行修订。1983年，《现汉》推出第二版，也被称为“重排本”。

    告别错乱的年代，从1993年开始，《现汉》进入第二次修订工作，此后19年间历经4次修订。社会在飞速发展，《现汉》也开始同时代赛跑。

    （《北京青年报》8.24 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