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家爆炸案:通报何必那么“急”

    据新华社报道，8月7日，云南省昭通市公安局宣布：轰动一时的“5·10”巧家爆炸案告破，犯罪嫌疑人为邓德勇、宋朝玉。他们花了100元雇用赵登用，让他进入拆迁赔偿现场，并用手机实施遥控爆炸。赵并未参与策划本案。

    5月10日，巧家县某社区便民服务大厅发生爆炸案，造成4人死亡。当地政府很快就把嫌疑人锁定为已当场死亡的赵登用，否认爆炸与当地征地拆迁有关；并称赵有“犯罪记录”，其性格孤僻、言行极端，有报复社会的心理。当时，巧家县副县长、公安局长杨朝邦甚至以“局长的前程”来担保，赵就是嫌疑人。

    然而，赵登用是清白的，他只是本案的受害者之一。针对巧家县公安局在此前的通报中因表述不严谨、不确切，而给赵登用及其家属带来的误导和影响，昭通市公安局已做出了诚恳道歉。

    除了道歉，更应该反思本案的前期办理过程中，为什么猜想走到了证据的前头？为什么在证据远未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法定标准时，司法机关就急于替当地政府“解围”？

    事实上，就在爆炸案发生前几天，事发地就发生了因为征地纠纷而故意焚烧摩托车的案件，所以当时舆论矛头指向了当地政府可能的失职。但在未查清案情的情况下，官方却以赵登用在网上的只言片语为依据，急忙提出“报复社会”说。

    现在真相大白了，赵是被人利用的“肉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凶邓德勇、宋朝玉正是因为“对被征收土地和房屋补偿不满”才实施的爆炸。而案发之初巧家县政府就坚决否定此案与“征地”有关。

    在事实不清、舆论压力巨大的情况下，最老实、最负责的态度，就是先彻底查清案情，不留死角，把案件的前因后果——如何取得炸药、使用什么起爆装置、有没有同谋等犯罪事实——调查明白，然后及时公之于众。相反，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企图先声夺人，只会弄巧成拙，自贬公信。

    唯有司法保持中立严谨，敬畏真相，不屈从于权力的短期利益，才能形成坚实的司法权威，也才能作为疏导民意、化解误会的中流砥柱。这是赵登用“乌龙事件”应该记取的教训。

    (《新京报》8.8 袁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