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本宪兵队的岁月

    1944年初，抗战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为获得日军情报，配合援华美军在浙江东南沿海登陆，中共浙东区决定成立“400反间谍工作小组”，潜伏在日寇宪兵队。我是“400小组”的成员，但从未讲过那段经历。今年，我89岁了，“400小组”的9位战友活着的只剩下我一个，再不讲，这段经历就随我而去了。

    被捕同志组成“400小组”

    1941年，宁波沦陷，日本宪兵队进驻宁波。宪兵队内设三个课：警务课、特高课、思想课。特高课负责抓捕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也就是重庆方面的；思想课专门推行“大东亚共荣”和平思想。

    面对如此高智商的宪兵特务，我们是怎么打进去的呢？其实，“400小组”的同志，除了政治指导员乐群外，都是被捕过的，后经领导指示，就将计就计潜伏在敌人内部。

    “400小组”对外号称“宪兵队密探朱家”。核心人员有9人，政治指导员乐群(女)代号400，组长401朱人达，组员：402周列平，403马鹤九，404王福舟，406徐国芬（我当时的化名，后来改为徐笑奇），407陈捷(女)、408张黎(女)。还有一名通讯联络员叫张炎。

    我的任务，是与组长朱人达做假“夫妻”。朱人达比我大十五六岁，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后，日寇要他去搜集新四军的情报，朱人达答应了，日寇故意放了他并暗中监视他的行动。朱人达趁机与组织取得联系，请示怎么办。组织研究之后，同意他乘机潜伏在日本宪兵队内部，担任“400小组”组长。

    日军疑心我的“婚事”

    我们在宁波伪方报纸上刊登了醒目的“朱人达徐国芬结婚启事”，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还请了日寇宪兵队、警备队以及维持会、商会等各方面的头头脑脑。

    我们用来结婚的新房是租的，“400”的领导乐群，对外称是我的表姐，一般晚上会来我家。她一来，小组的同志都聚到我家打牌。我就在楼下堂前做针线望风。

    有一次“表姐”来传达任务，思想课课长铃木政一突然来了，我马上热情招呼，楼上麻将声哗哗响起，他上楼看了看，转身走了。我吓出一身冷汗。

    朱人达是有妻子的，在四明山，也是老革命。他大张旗鼓与我“结婚”，铃木是起疑心的：万一四明山的娘子找到宁波来怎么办啊？朱人达笑答：我四明山的娘子知道我为你们做事，不会要我了。

    包括我们，铃木手下共有8大密探小组。我们必须提供情报才能让铃木信任，当然是假的“真情报”。比如我们司令部在什么地方秘密开会，当日寇拿到情报采取行动，司令部领导已开完会走了。我们提供的假情报一再被证实，铃木政一对朱人达的怀疑渐渐消散了。

    工作中的惊心动魄

    在工作中，还发生了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有一次，上海地下党为浙东纵队搞到了一箱生产手榴弹急需的炸药，但无法运去四明山根据地。炸药是违禁品，被查到是要杀头的。商量后决定由朱人达和我去上海，但找不到去上海的机会和借口。正急得要命，朱人达得知特高课课长木场太君想去上海，翻译程明夫妇一同前往。

    朱人达对程明说，我们夫妻没有到过上海，你们肯带我们去，一切开销我包了。程明一听很高兴，就对木场说了朱人达的意思，木场点头了。

    到上海后，我们顺利取到了一箱炸药。我买了一只女式皮箱，下面放炸药，上面盖着我的几件衣裳。

    回宁波的那天，在火车站进站口处，日本宪兵要对进站的中国旅客的箱子逐个检查。朱人达很灵光，拎过我手中的箱子塞到木场手里，木场冷不丁接住箱子，掂了掂很重，问道：你搞什么名堂，是不是在做金子生意发财呀？朱人达挤眉弄眼小声道：不做点生意哪来的吃喝呀?

    我们跟着木场从另外一个入口进去，避开了宪兵的检查，就这样顺利上了火车。到宁波后，“400”其他同志设法将炸药送到了四明山根据地。  

    抗战胜利后，“400小组”成员完成使命，回到了各自原来的单位。解放后，经过历次政治运动，“400小组”成员都被“打倒”。后来，组织上为我恢复了名誉，落实了政策，使我享受到了离休干部的待遇。

    （图片说明：2003年10月，徐笑奇（左一）与当年“400小组”的领导人丁公量（右一）及其他战友合影。）

    （《羊城晚报》7.19 徐笑奇口述 曾琦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