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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改农场“变身”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所催生出的特殊学校。1968年，根据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很有必要”的《五七指示》，全国掀起了在偏远农村建五七干校的热潮。
湖北省沙洋农场是当时全国三大劳改农场之一，有广袤荒地可供开垦——得天独厚的条件，让这个昔日的劳改农场，一夜间成了全国规模最大的五七干校聚集地之一。
沙洋农场大部分土地移交给五七干校后，开荒、挖井、建房、修水库等就成了干校学员最重要的工作。用惯了纸笔的知识分子们在拾起农具时略显笨拙。沙洋县蒋太村村民张大昌至今记得，最初许多干部不懂农业，用牛耕田时，不知如何让牛转弯，耕到田头就对着牛吆喝：“喂，右转弯！”“喂，左转弯！”耕到中途，累了，就对着牛喊：“牛，你站住吧！”
原沙洋镇镇长张士杰的回忆显得苦涩——有些老干部年过七旬，收割时弯不下腰，就坐在小板凳上，割一点，移几步，边割边向前挪动。
田地里的斗争
即使地处偏远地区，在“以劳动为内容，以改造为目标”的五七干校，阶级斗争依然延伸到了田地。
进入五七干校前就已被打倒的“右派”、“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要接受无处不在的区别对待与严密监控。武汉大学教授程千帆作为“右派”，夏天洗澡只能分到一瓢水；湖北省钟祥市公安局副局长沈家美的床铺只能有一尺二寸宽，目的是防止保守派分子“翻身”。
最让中央民族大学教师曹翠云难过的是，白天大人们在食堂互相批斗，到了晚上，自己的小孩也会隔着薄薄的土墙，大骂邻居是“五一六分子”。曹翠云说，这让她心里针扎一样的疼。
最好的时光荒废了
1969年，社会学家费孝通被下放至沙洋五七干校。他的学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尧回忆，在五七干校里费孝通始终是积极而乐观的。他什么活都干过，从种棉花，到建房子，再到洗石灰。然而在私下里，他也透露出痛苦：“我们的智力衰退了。在那里智力有什么用处？我成为一个相当好的劳动者，但是我没有目的地生活着。我们和外界隔绝，一点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同年5月，29岁的赵启正随第二机械工业部来到沙洋农场罗汉寺分场。当时的五七干校十分封闭，很难获知外界信息。赵启正只能偷偷用一台自制单晶体管收音机，在夜里收听国外的广播。1969年7月16日，广播里传来美国阿波罗号登月的消息。那一晚，赵启正心潮澎湃：他偷听到了人类传自最远方的消息，自己却带着一身的泥土味，离开熟悉的实验室。为什么最好的时光荒废了？
尚未到来的纪念
1998年起，陈国强先后担任沙洋县文史委员会主任、党史办主任，开始致力于沙洋五七干校的研究，试图重拾这段已被许多人淡忘的往事。
如今，越来越多的五七干校遗址不复存在。当年40余处中央国家机关、学校留下的五七干校，仅有“三高”（高法、高检、公安部）干校、财政部干校等四所保存完好。
除此之外，研究者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当事人对回忆的抗拒乃至缄默。自2000年起，陆续有当年五七干校的学员及其后代，重返沙洋追忆往事。聊天时，陈国强发觉老人们更愿意谈论如何割稻子、修水井，而不愿谈及心中当时的苦楚与思索。这让他不免有些遗憾：“陆续有人回乡，但真正的纪念还没有到来。”
陈国强说：“历史是由每个人书写的。这种回忆，不是追究某一具体事件的是非曲直，更不是追究某一个人的历史责任，而是对过往岁月的审视和反思。”
（《南方周末》7.19 范承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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