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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2年07月21日 星期六

    有一种幸福叫“文化快乐”

    《 文摘报 》( 2012年07月21日   08 版)

        当今,有一种让人担忧的情况,这就是我们的幸福观正呈现出一种僵化和单一的趋势,比如我们认为财富、地位是幸福与否的重要标准。

        在人类历史上,文化和文明一般是同步的,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教养。然而在当今,文化和文明出现了脱节,教育和教养出现了脱节。我们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越来越提高,但是社会的文明程度没有相应的提高。一个没有文明和没有教养的人,以及由这些人组成的群体,是难以拥有真正的幸福的。

        我想举两位老人家的例子。一位是季羡林先生,另一位是钱学森先生。

        他们两人都曾历经苦难,都有过吃不饱的经历。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人生都是幸福的。为什么他们的人生会那么幸福,我们难以想象。

        比如季先生讲,在那段疯狂的岁月里,不对他批斗了,就把他安排在女生宿舍门口打铃接电话。后来季先生告诉我,他那段时间居然感觉幸福。为什么?因为他终于可以每天偷偷地从家里抄两大张纸的梵文——古代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把它带到门口的值班室里,边喊电话的时候,他就边琢磨着怎么把它翻译出来。我们知道,《罗摩衍那》的汉译版是季先生独立完成的。

        钱学森的幸福充满文化的快乐,跟季先生一样,他们完全没有物质上的那么多选择性,他们依仗着一种人文的滋养、一种文明的积淀,度过了非常快乐的人生。钱先生的写字台是老式的,写字台的对面有一把非常小的椅子,钱先生的儿子钱永刚说这是母亲蒋英的。原来钱学森先生每天做完非常高精尖的绝密研究之后,就会坐到这个桌子前剪报,蒋英就坐在那把小椅子上陪着丈夫,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有一天蒋英对钱永刚说:“你去陪陪你爸爸”。他说:“他是搞导弹的,又不好跟我谈。”蒋英说:“你爸爸会高兴的,陪他不一定要说话,你坐在那里就可以了。”钱永刚先生说:“我这才知道,快乐是可以很安静的,幸福是可以很宁静的,陪伴是可以不需要说话的。”

        当一种生活真的有了幸福感以后,一件最普通的事情都会给我们带来幸福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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