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对武训

    社会上眼下关心教育、热心办学的人正在多起来，这自然是件好事。但据媒体报道：河南省某县在对社会力量办学情况做检查时，发现有个办学点上，一名原来的杀猪者正在给孩子们讲课。询问后才知道，该屠户是因为近来体力不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营生干不了了，这才改行“办学”，而该校的“教师”便是这屠户夫妇俩。

    说这番话,倒不是对屠夫这职业有什么不敬之意，杀猪的当然也可以当“校长”。问题并不在这里，而是这些所谓“校长”和“教员”，其办学的动机实在有点儿不那么纯粹。他们既不具备办学的资质，而招徕学生的目的，又只是为了从学生身上赚钱，把办学等同于操刀割肉的生意。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了一位勉强可算“古人”的古人，那便是清朝末年的武训。他的身份似乎比屠户更加不如，简直是一个乞丐。然而偏偏要位卑言高，提出了“修个义学为贫寒”的口号，四处张罗，“行乞兴学”。他以乞讨所得，不但办起了几所义塾，成了“校长”，而且还资助山东馆陶、临清等地的书塾，成了今之所谓“校董”。

    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评价的，武训身上值得肯定的一点，只在于他那种为贫寒人家子弟募款兴学的执著精神。他兴办的学校，从不以赢利为目的。据说他经常往返于学塾间，遇上师之勤于事者则叩谢之，遇师之不勤或生徒顽梗不受教者则跪泣劝之，弄得师生们“咸相劝勉”，再也不好意思偷懒。这与时下我们某些专把眼光盯住学生腰包的办学者，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

    眼下那些满脑子“投入产出”算计的新派“教育家”，面对一百多年前的这位“乞丐校长”，清夜扪心，岂不有愧？

    （《学习时报》7．4 刘金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