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眼下关心教育、热心办学的人正在多起来,这自然是件好事。但据媒体报道:河南省某县在对社会力量办学情况做检查时,发现有个办学点上,一名原来的杀猪者正在给孩子们讲课。询问后才知道,该屠户是因为近来体力不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营生干不了了,这才改行“办学”,而该校的“教师”便是这屠户夫妇俩。
说这番话,倒不是对屠夫这职业有什么不敬之意,杀猪的当然也可以当“校长”。问题并不在这里,而是这些所谓“校长”和“教员”,其办学的动机实在有点儿不那么纯粹。他们既不具备办学的资质,而招徕学生的目的,又只是为了从学生身上赚钱,把办学等同于操刀割肉的生意。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了一位勉强可算“古人”的古人,那便是清朝末年的武训。他的身份似乎比屠户更加不如,简直是一个乞丐。然而偏偏要位卑言高,提出了“修个义学为贫寒”的口号,四处张罗,“行乞兴学”。他以乞讨所得,不但办起了几所义塾,成了“校长”,而且还资助山东馆陶、临清等地的书塾,成了今之所谓“校董”。
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评价的,武训身上值得肯定的一点,只在于他那种为贫寒人家子弟募款兴学的执著精神。他兴办的学校,从不以赢利为目的。据说他经常往返于学塾间,遇上师之勤于事者则叩谢之,遇师之不勤或生徒顽梗不受教者则跪泣劝之,弄得师生们“咸相劝勉”,再也不好意思偷懒。这与时下我们某些专把眼光盯住学生腰包的办学者,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
眼下那些满脑子“投入产出”算计的新派“教育家”,面对一百多年前的这位“乞丐校长”,清夜扪心,岂不有愧?
(《学习时报》7.4 刘金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