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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2年07月17日 星期二

    民国时的文人日子

    《 文摘报 》( 2012年07月17日   05 版)

        上世纪20年代末,柔石闯荡上海滩,靠卖文为生,是一个典型的自由撰稿人。他在一封家信中说:“现金每月收入约40元。一家报馆每月定做文章一万字,给我20元。又一家杂志,约20元至30元。不过近来食住两项,每月要用去25元,书籍每月总要十元。因此这两笔所赚,没有多少钱。”

        丁玲和胡也频同居后生活拮据。一次两人还剩一块钱时,有客人来,只好用这一块钱办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当时他们住在北平郊区的碧云寺,第二天一早起来,两人两手空空,徒步几十里地进城找熟人借钱。

        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中说:“30年代中叶北平的中学名教员,收入一般在150到200元之间,大都有辆包车,夏天晚饭或饭局后,最普遍的是公园、北海茶座上坐到半夜十一二点钟回家睡觉。要有竹城之好的呢?小四合院树下支开桌子,吊上电灯,八圈、十二圈八元十元底,轮流做东,更是家常便饭。牌桌上一夜下来,擦把脸、吃点东西来校上课、改卷子,是常事。”

        “左联”作家的生活与名气是不成正比的。即如左联领导人周扬,也经常靠举债度日。胡风回忆说,有一天早晨,他们夫妇刚起床,周扬就来敲门,声调很急切地说:“家里没有菜钱了,借个三五元吧!你手上没有,就用鲁迅的补助款也行嘛。”

        周扬的妻子苏灵扬回忆说:“周扬除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去‘找钱’。我们‘借’过许多同志的钱,如章汉夫、夏衍、羊枣、谭林通、梅雨、林林等,像沙汀、周立波‘借’得更经常。”1936年元旦,苏灵扬临产,但家里没钱送产妇进医院。周扬出门跑了一天,总算从郑振铎处借到20元,解了燃眉之急。这种局面直到周扬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出版后,得了大约800元稿费,生活才有所好转。

        鲁迅定居上海后,一直是一个无固定职业的自由撰稿人。有人给鲁迅算了一笔账,他在上海的最后九年,共计收入为国币7万多元。平均月入700多元,这大体是当时一个名牌大学教授收入,相当于上个世纪末的人民币两万多元。鲁迅在上海住过三个地方,自然是越搬条件越好,去世前,他想再一次迁居环境更幽静的地段,曾致信友人:“颇拟搬往法租界,择僻静处养病,而屋尚未觅定。”他在《病后杂谈》中也算了一笔账:“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些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一十四两,每两作一块四角(银元)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块六。”

        画家黄宾虹寓居上海时,生活颇为艰辛。他租了间陋室,屋里无任何设备,房租却一再看涨,以至终于负担不起。有时因为买不起菜,只能连吃若干天白饭;车自然也坐不起,多远的路都走着。

        李大钊遇害后,家中每况愈下,后来不得不以出售李大钊的藏书来维系生活。1932年8月26日,周作人致信胡适:“守常长女李星华(现在孔德学院肆业)来说,守常遗书出卖,此事曾与兄及孟邻(蒋梦麟)校长说过,唯近来寄存书籍的亲戚家就要搬走,而李家家况亦甚窘苦,想早日卖掉。孟邻曾提议由大家集款买下,寄赠于图书馆以作纪念,或比较由学校收买更易办亦未可知,希望兄为帮忙,为向孟邻一说,早点想一办法以了此事。”

        (《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刘仰东编著 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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