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郁达夫

    抗战时期美国大规模经济援华，与一个人有着联系，这个人就是郁达夫少将。一颗火热的爱国报国之心和得天独厚的机缘，成就了这一历史壮举。

    少将军衔

    郁达夫，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1913年赴日本留学，1930年发起并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42年流亡到苏门答腊，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他为“为民族解放殉难的烈士”。郁达夫的创作风格独特，成就卓著，尤以小说和散文著称。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军事委员会暂迁武汉并进行改组。政治部共设三个厅，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拟邀郁达夫担任三厅的对敌宣传处处长，遂打电报去福州要他立即赶去武汉。

    郁达夫接到郭沫若的邀请电后，于1938年3月9日离开福州，先到浙江富阳家中奔丧，后前往武汉。3月底到达武汉时，三厅的组织筹备工作已完全就绪，郭沫若便另聘他担任了第三厅的设计委员，军衔为少将。这个设计委员虽然是闲差，但郁达夫毫不计较，而是以满腔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身到抗日宣传活动中。   

    偶遇史迪威

    1938年4月6日，台儿庄大捷，举国为之振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决定派员前往劳军并巡视战地防务。有少将军衔的郁达夫成为此行的劳军特使。与之同行的是国际宣传委员会总干事与文协理事盛成。

    行前，“军委”政治部特地给他们颁发了劳军委任状。4月12日，郁达夫与盛成从武汉乘火车出发。他们先抵郑州，会见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向第一战区将士献旗致敬。4月14日，郁达夫、盛成抵达徐州，见到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作为桂系将领，李宗仁已极负盛名，台儿庄大捷后更是如日中天。虽身在军界，但对享誉文坛的郁达夫，李宗仁也是早有所闻。

    郁达夫与盛成一行入住徐州花园饭店后，恰好时任美国驻华武官参赞的史迪威上校也下榻在此。

    史迪威早在1911年还是一个28岁的年轻中尉时就来到中国。1938年1月，史迪威因与上司不和，经反复要求，始获批准到外地考察，先去兰州是奉陆军部的命令，单身来徐州则是擅自行动。他因台儿庄大捷为中国军队的胜利而兴奋，想去前线台儿庄看看，但被第五战区政治部阻止。原因是当时有几个意大利记者到前线窃取军事情报，政治部遂给各战区司令长官下达了一道命令，禁止所有外国人到前线去。

    盛成在花园饭店散步时碰见了史迪威，得知详情后立即找郁达夫商量，郁达夫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当即拉着盛成去见李宗仁，向他反映史迪威的要求。李宗仁同意见史迪威，于是，郁达夫与盛成即于当天下午邀请史迪威去见李宗仁。盛成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最后，李宗仁问史迪威有什么要求，史答想去台儿庄，李一口答应，因为政治部代表达夫在场，达夫不表示反对，就等于代表政治部破例同意了。所以，史迪威能到台儿庄，达夫之功实不可没。” 

    美决定援华

    郁达夫一行从徐州驱车前往，一路颠簸，一路风尘。抵达台儿庄后，受到驻军官兵的热烈欢迎。郁达夫向英勇的前线将士敬献了亲笔书写的“还我河山”旌旗，并说：“抗战最大目的是救民族于危难，胜利最终必将属于我们！”在他的鼓舞下，台下的战士们杀声震天，场面感人。

    继之，郁达夫又与盛成、史迪威一起前往血与火洗礼后的台儿庄战场。残损的土墙、焦裂的农田以及清真寺、中正门、火车站等几处重点战场的断壁残垣、焦木熏烟，依然留有大战的痕迹。史迪威进入台儿庄亲眼看见了中国军队恶战17天，使日军伤亡1.6万人，损失坦克40辆，装甲车70辆，机动车100辆，还有许多大炮和其他武器。取得如此战绩，证明中国军队有很强的战斗力。后来，史迪威撰写了一份对美国的报告，并根据李宗仁的建议希望美国政府给中国经济援助，以购买战略物资。

    台儿庄之行很短暂，因为继之还要受命视察山东、河南一带的战地防务。当日，郁达夫一行即留宿在孙连仲司令部，郁达夫即席挥毫：“水井沟头血战酣，台儿庄外夕阳悬。平原立马凝目视，忽报奇师捷邳郯。”5月初，郁达夫、盛成返回武汉复命。

    与郁达夫同行的史迪威上校也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写下了关于台儿庄战役的详细报告，发表在美国最重要的军事杂志上。结果，在美国政府和军方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他们很快改变对华观望的态度，决定援助中国抗战。

    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财政部长摩根索均倾向支持中国抗战，但国务卿赫尔要求美国保持“中立”，反对给中国经济援助，他认为这会使美国卷入中日冲突。但是当年8月30日，美国财政部代表洛辛·巴克听取了史迪威的报告，并把意见转呈摩根索。12月，美国政府通过进出口银行安排给予中国贷款2500万美元。这笔钱对财政拮据而又再次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如雪中送炭。从此，美国的大批经济援助便开始了。

    (《团结报》6.21 李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