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治学就像“守株待兔”

    1917年，饶宗颐出生于广东身潮安县城，1949年移居香港。他是著名的经、史、考古和文学家，治学领域涉及敦煌学、甲骨学、楚辞学、宗教学及华侨史料等十大门类，通晓6国语言文字，对中古梵文和楔形文字也颇有研究，2011年被推选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

    关于治学，饶宗颐有一个特别的“守株待兔论”，是说相比那些总在寻找和追逐机会的人，他更愿意坐在树下一边做准备一边等待机会，只要兔子出现，马上用最快的速度扑上去，长此以往，总能逮到几只兔子。

    饶宗颐40多岁开始学习梵文，一学几十年直至精通，他还精通形如天书的古巴比伦楔形文字，而这其实都是他“守株待兔”的结果。他一直想学梵文，只是没有机会，有一次他参加国际会议碰到一位印度学者，对方正好想跟他学《说文解字》，于是一拍即合：两人交换传授，各取所需。之后，他又用同样的方法学会了楔形文字。

    再比如上世纪80年代，他在广州南越王墓看到波斯银器，发现与他先前在法国看到的一模一样，当时就首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并且认为广州是这条路的起点和最早的中心。

    像这样做学问的方法，如今的人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但饶宗颐而言，这种传统的治学方法却是有效的。中国文人自古讲究格物致知，到了乾嘉学派，去掉了致知，只专注于格物，讲究水磨工夫，从学问到生活，发现感兴趣的就会盯住不放，非搞出个名堂来不可。这股学风影响了近代不少学者，比如袁枚，正经身份是文学家，但凭着对吃喝的狂热爱好，硬是写了一部《随园食单》出来，用大量篇幅详细记述我国从14世纪到18世纪中流行的300多种南北菜肴，也介绍了当时的美酒名茶，从选料制作到品尝一网打尽，成为清代重要的美食著作；再比如甲骨文的发现，也是源于光绪年间担任国子监校长的王懿荣某次去买药，看见一味叫龙骨的中药上刻着形似文字的图案感到奇怪，就把所有龙骨都买了下来，把上面的图案悉数画下，逐一研究，最终确定这是殷商时期的一种文字。饶宗颐显然也深受这股学风的影响。

    在很多人眼里，饶宗颐的学问很少与世事相关——这恰恰也是乾嘉学派在后期的一个鲜明特点。知识分子受到“文字狱”的打击和压制，渐渐远离了考据学在清初提倡的经世致用，不愿再掺和到政治当中，宁可闭门治学。到了饶宗颐生活的年代，虽然在“五四”之风倡导下，文气开放了许多，但乾嘉学派那种不问世事潜心向学的气质显然浸润了他的骨髓。他仿佛被一个金钟罩罩住，无论生活习惯还是治学态度，都不受外界影响。在饶宗颐看来，心态宁静是做学问的重要条件，而要养成内心的干净和安定，就要少执念于学问以外的事。

    （《文汇报》7．3 邵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