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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贯彻“三好”指示，成为各自解读、各自表述的事情。生物系认为，身体好放在前面，所以“身体第一”；化学系认为，学生的任务是学习，所以“学习第一”。
从三好指示到五四决定
1950年6月，一份反映学生学习负担过重、营养不够、健康水准有所下降的报告，摆在了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长马叙伦案头，深感忧虑的他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随即指示：“健康第一。”他还提出，学习时间宜大减。不久，毛泽东再次致信马叙伦，信中说，学生的健康问题深值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
1953年6月30日，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共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时，毛泽东做了讲话：“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他还说：“14岁到25岁的青年们，是长身体的时期……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蹦蹦跳跳。”由此，“三好”成为全国教育界的主旋律。
毛泽东发出“三好”指示后，1953年7月，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孙国樑随即在全市的中学干部会上做了传达，要求各校积极贯彻。
时任北京市101中学教导主任的萧沅出席了这次会议。“其实毛主席提出的三好，包括了解放初期学苏联的那些内容。”萧沅说。当时，苏联的提法是：共产主义教育是由智育、技术教育、德育、体育和美育五部分组成的。
1954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通过了《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即五四决定）。决定中提出：“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使学生切实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7月，教育部向全国教育部门通报了《五四决定》，希望各地参照执行。8月，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一决定。
“三好学生”出世
五四决定之后，一些学校率先开始了三好学生的评选，有风向标作用的101中学自然走在了前面。
时任101中学语文教师、班主任并兼任校长秘书的汪瑞华说，101中学的三好评选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但不会看家庭背景。“叶剑英的儿子年纪很小，很聪明，很调皮，就没有评上三好。”
据多方调查，1950年进入101中学的刘廷晓可能是新中国最早的三好学生之一。1953年5月，周恩来和邓颖超视察101中学，当时就读初三的刘廷晓作为学生会副主席，参加了接待工作。刘廷晓回忆，他是1954年（至迟1955年）被评上校三好生的。
1955 年2 月和5月，“身体好、功课好、品行好”正式进入教育部公布的《小学生守则》和《中学生守则》第一条。评选“三好学生”的活动逐渐在北京市属重点中学推开。
贯彻“三好”的活动也在高校中展开。不过，如何贯彻三好指示，成为高校各自解读、各自表述的事情。
青年团北京市委大学工作委员会1953年10月一份工作总结显示：在中国人民大学，“身体好”得到了普遍重视，每天参加文体活动的人数增加了，社团增多了。虽然，干部工作方式“稍有强迫性”，点名、吹哨子甚至锁门，非把人赶到操场去。而学业繁重的航空学院则更强调“学习好”，这导致学生的“休息时间被挤掉了，参加课外活动的机会被剥夺了，党团活动也被挤得很少”。
在高校中，清华大学争三好的氛围最浓厚。校长蒋南翔刚上任清华不久，就率领校党委积极贯彻“三好”号召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于是，清华园里，每天晚上刚响过下晚自习的铃声，人们总可以在一、二号楼之间欣赏到快板、二胡、清唱、口琴等交织在一起的大合奏和宿舍里传出的各种军乐号练习声，而周末，一到下午4点半，学校操场上的喇叭就响起来了，把大家都轰出去锻炼。高年级同学每人穿一件红领衬衫（红领是自己到学校统一染的），列队在操场上跑圈。
1956年4月，青年团北京市委召开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好学生大会。全市1500名三好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
“到底哪一好是主要的”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由此，评选三好的工作提速了。
“一开始对‘三好’是绝对服从的，并不感觉它有什么问题。后来学来学去，提了一条，到底哪一好是最主要的？”萧沅说。
1958年9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方针。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三好生”成为“白专生”的代名词，三好学生的评选也被废止。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中，才重新恢复。
1982年5月5日，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公布《关于在中学生中评选三好学生的试行办法》。至此，评选三好成为遍及全国各地的活动，并且开始与升学挂钩。
进入2000年之后，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等学者多次呼吁停止三好学生评选，上海、武汉、贵阳等多地已相继改革三好生评选制度，或代之以“优秀队员”“优秀团员”称号，或与升学时的政策性加分脱钩。
(《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19期 房一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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