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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艺群星璀璨，但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太过短暂。建院初期绽放光芒后，随着“反右”和“文革”的风暴来袭，人艺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运动的汹涌洪流。优秀的艺术家们，被裹挟着向前，身不由己……
老舍：少开会，让我下乡
解放后老舍回国，他对国内的重大政治题材并不熟悉，接到写作任务，觉得既然是党的要求，就应该边学边写。1952年初，“三反”、“五反”运动尚未结束，老舍为人艺写了反映该运动的《两面虎》，后改名为《春华秋实》。
当时他看了很多政策材料，家里还请了个老先生，专门抄文稿。初稿出来后，各方的修改意见纷至沓来，有来自基层的，也有来自“上面”的。《春华秋实》前后写了12稿，每次都是从头写起，最后定稿时已经完全没了初稿的样子。采纳的意见太多，剧本像个大杂烩。
1956年，中国作协收集会员对作协的建议和要求，老舍就写了两句话：“少叫我参加会议与社会活动，允许我下乡数月。”他曾跟人艺老演员李翔发牢骚：“作家是写书的，不要参加这会那会，让我写不了书。”
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在成贤街孔庙焚烧京戏戏装，老舍被从单位拉去陪斗。8月24日清晨，他向小孙女告别，说了声“跟爷爷再见”便一去不返了。后来有人在太平湖畔发现了老舍的一只鞋，尸体始终没捞到。“这么大的事，本来大家应该议论纷纷，但没有。”人艺当年冷漠麻木的氛围，让演员英若诚感慨万千。
曹禺：最大的毛病是听话
剧作家吴祖光曾说：“万家宝的最大毛病就是听话。”万家宝是曹禺本名，他向来礼数周全，哪怕是小字辈去看他，他也会恭敬地送出门。对周恩来，曹禺更要目送汽车远去，还要对着车尾鞠一躬。
造反派对曹禺还比较温和，只让他每天按时上下班，写大字报，学习政策，准备交代问题。曹禺每天从铁狮子胡同三号的住宅胆战心惊赶到首都剧场，见谁也不敢说话。
一天夜里，红卫兵破门而入，把曹禺从床上拖下来，押到中央音乐学院小礼堂。曹禺一看，发现和自己关在一起的有彭真、刘仁等领导，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周恩来听了有关方面报告，赶到关押曹禺的现场，对红卫兵头头说：“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资派嘛，赶快把他放回去！”
焦菊隐：给《茶馆》加条红线
1958年《茶馆》上演，在文艺界引起不小反响。有人说戏宣扬了“一代不如一代”、“今不如昔”的调子，认为作者有怀旧思想，对没落贵族给予极大同情。
7月10日，文化部一位副部长在人艺党组扩大会上说：“你们现在偏重艺术方面去建立风格，政治灵魂不在意了。”不久，《茶馆》停演。
一次周恩来到人艺看《红旗飘飘》，散戏后上台和演员合影，突然问身边的于是之：“《茶馆》这个戏，你们为什么不演了呢？”于是之怔住，半天没说话。周恩来说：“那个戏改改还可以演嘛！”
1963年，《茶馆》重排。“反右”时被保护过关的焦菊隐花了很大力气抓“红线”问题，他说：“要搞好红线，才能压住那些表现旧的、要否定的生活的戏。”最后，《茶馆》加了一条学生反帝反封、反国民党统治的“红线”，全剧结尾改为学生上台贴标语，常四爷张罗送开水……当时扮演常四爷的郑榕说：“这些都是硬贴上去的，和老舍先生的格调极不协调。”
复排演出时，老舍看完后不像以往那么爱说话了，对《茶馆》加红线问题也不言语。后来他只淡淡地说：“我对这个情况不熟悉，你们看着办吧。”
图为：1955年2月，赵起扬（右二）与曹禺（中）、老舍（左二）在北京人艺。
（《中国广播电视报》6.25 周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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