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未陪师赏海棠

    我如今被认为是“红学家”，其实是汝昌师拼力将我扛在肩膀上，才获得的成绩。

    前些天我还在《今晚报》上看到周汝昌师的散文，却忽然得到他仙逝的消息。

    1992年，我开始写作一些关于《红楼梦》的文字，那时《团结报》的副刊接纳了我，允许我开设《红楼边角》的专栏。连续发表若干篇后，忽然一天得到周汝昌先生来信，他表扬我“善察能悟”，能注意到《红楼梦》中的小角色，甚至有一篇议及“大观园中的帐幔帘子”，鼓励我进一步对《红楼梦》细读深探。得他来信，我异常兴奋，马上给他回信，一致谢，二讨教，他也就陆续地给我来信，我们首先成为忘年“信友”。

    他开始写来的信，还大体清晰，但是，随着目力越来越衰竭，以至一只眼全盲，一只眼仅存0.01的视力，那时写文章，大体已是依靠女儿伦玲，他口述，伦玲记录，再念给他听，最后抄录或打字成为定稿。但他给我写信，却坚持亲笔，结果写出的字往往有核桃那么大，下面一字会覆盖住上面半个字，或忽左忽右，一封信甚或会费时一整天。阅读他的信，我是既苦又甜，苦在要猜，甜在猜出誊抄后，竟是宝贵的指点、热情的鼓励、平等的讨论、典雅的文本。二十年来，汝昌师给我的信，约有几十封之多。

    我关于《红楼梦》的文字，始于“边角”，延伸到人物论，又进一步发展到角色原型研究，最后聚焦到秦可卿，试图从秦可卿的原型探究入手。对于我这样一个“红学”的门外汉，汝昌师不但能容纳我的“外行话”，而且为了将我领进“红学之门”，不仅是循循善诱，更无私地提供思路乃至独家材料。他将自己掌握而尚未在文章中运用的某些独家资料与考据成果，在信中毫无保留地写出，并表示随我使用。在汝昌师还是个大学生时，胡适曾无私地将孤本手抄《石头记》即“甲戌本”借给他拿回家使用，如今有人问：“现在还有像胡适那般无私提携后辈的例子吗？”我以为，汝昌师对我的无私扶植，正与胡适当年的学术风范相类似，我将永远铭记、感怀！

    我所出版的关于《红楼梦》的书，在《百家讲坛》录制播出的节目，以及去年推出的续《红楼梦》二十八回，利用了许多汝昌师的研究成果，我告诉他将使用其学术成果时，他欣然同意，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如今被一些人认为是“红学家”，其实是汝昌师拼力将我扛在肩膀上，才获得的成绩。

    我可算得汝昌师的私淑弟子，但正如他所说，我们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虽然通信不少，他还常为鼓励我吟诗相赠，隔段时间会通电话，多半是他家子女接了，把我的话大声重复给他听（他耳早聋），他作出回应，子女再转达给我，但有好几次，他觉得不过瘾，非要子女将话筒递他手中，亲自跟我对话，极其亲切，极其真率，写此文时，那声音仿佛还在我耳边回响，但我们相交二十年，见面却不过屈指数次。我第一次到他家，发现他家家具陈旧，不见一件时髦的东西，也未见到可观的藏书，颇觉诧异，后来又去几次，悟出他的乐趣，全在孜孜不倦的学术研究及文学创作中。他拒绝“红学家”的标签，但他还是杰出的散文家、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

    记得几年前最后一次去拜望汝昌师，他说春天到了，海棠即将盛开，真想跟你一起去看海棠花！他说即使只看到模模糊糊的一派粉白，也是好的；又说海棠不是无香，而是自有一种特殊的气息，淡淡的，雅雅的。我当即表示待海棠开时，找辆车陪他一起去赏海棠。我深知汝昌师最钟情《红楼梦》中的史湘云，而海棠正是湘云的象征之一。但后来我竟未能践约，如今悔之晚矣！

    （《文汇报》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