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建设的开端与夭折

    一个良好的政治体制不仅应当阻止“文革”这种剧烈的政治创伤，而且也应当阻止公权腐败，至少是阻止巨贪、群贪这种对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创伤。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的教训时，人们从领导体制、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经济体制等角度进行了反思，但国民角度的反思尚做得不够。

    国家与国民互相依存、互为一体。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政治体制刚建立的时候可能十全十美，但如果缺乏相应的国民基础，最终也会变得漏洞百出。反之，如果具备良好的国民基础，一种起初存在缺陷和弊端的政体也会在实践中不断变得完善。国民建设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基础，国民精神是一种更加持久的政治纠错力量。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对于国民建设的重要性早有认识。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痛定思痛，深感国之大患不在于直接迫害自身的保守势力有多强大，而在国民奴隶性之积重难返。他说道：“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国中虽有数万万之人，守国者实不过一家之人，其余皆无所不忍、无所不受、刺之不知、激之不动的麻木冷漠之人。这些人外不能“捍城御侮”，内不能“自布政治”。

    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身体力行，自号“新民子”，创办《新民从报》，力主“新民”之说，以提升中国人的国民精神。在他看来，“国也者，积民而成也”，“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培育新民成为摆脱外来侵略、实现国家更始的根本手段。在参考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国民精神的基础上，梁启超把“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私德”、“民气”、“政治能力”等作为中国的新民之道。

    在国运日颓、救亡图存成为首要任务的清季，梁任公的新民之说自然很容易赢得社会的共鸣。在他的倡导之下，形成一大批以国民精神相号召的救亡启蒙人士，同时，国民精神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提振。迨到1905年左右，“国民”已成为国中人尽皆知的一大名词和行为准则，国民精神开始对现实政治形成强烈的冲击。

    这首先体现在始于1903年并持续至1911年的“保路运动”上。面对帝国主义疯狂掠夺中国的铁路权，且不说绅商和普通百姓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团结，就连妓女、乞丐也都加入其中，出资认股，积极收归路权，民族自立、自强和团结的精神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1920年10月25日天津《益世报》上刊登的一则报道，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国民精神在平常人心中的普及：一名人力车夫与一个大学生模样的青年，不知何故当街发生争执，面对学生的肆意詈骂，人力车夫回答道：“吾与汝同为中国国民，怎堪如此辱骂？我虽然只是个拉车的，毕竟和你一样同属人类，同享人权。先生在学校读书，难道不知道人人平等的道理？”

    “人人平等的道理”，正是国民之理。通过“人力车夫”之口道出，的确反映了当时国民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将贩夫走卒的一桩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见诸报端，则反映了当时知识界对于“国民建设”的良苦用心

    但是，出于各种原因，开启于20世纪初的“国民建设”工程没有能走得更远，五四运动之后，以“斗争”、“集体”、“革命”为主轴的阶级叙事迅速替代了以“民智”、“民权”、“民力”为核心的国民叙事。国民建设成为一项未完成的工程。

    我们或许可以把此后“文革”等政治灾难发生的原因归结为“权力过分集中”这种畸变的领导体制，或者归结为“制度建设滞后”的结果。但问题在于，当时为什么没有能阻止畸变体制的出现呢？深层原因或许更在于“国民”，而不在于“国家”。设若清季民初的国民建设能走得更远，设若当时已经形成强大的公民社会，那么，纠正体制瑕疵的能力将会更强，催生“好制度”的力量将会更大，造成政治灾难的几率将会更小。国民建设的中道辄止对于此后的政治动荡实际上大有关系。

    （《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5期 郭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