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退休后受邀在茅盾家小住,从他们家的锅炉房、煤堆里,捡回的“废品”不少。
在我家,差不多每间房都备有一个放废纸的字纸篓。这是受了父亲的影响。父亲教育我们不要随便扔纸,即使小到一张三分钱的电车票,也不能任意扔在马路上。
记得母亲退休后受邀在我姑父茅盾家小住,她的出版社同事要她从茅公家的字纸篓里,捡些留有茅公字迹的纸张回来。茅公听说母亲身负的“重托”后大笑,母亲趁机提出为同事索字,茅公欣然应允。
茅公有很多节约用纸的故事。大作家用纸当然不成问题,可他从不浪费每一张纸。如写信,他要写到纸满才罢休。有时他写道:还有纸,多写几句。如果纸写满了,他说:余话下次再写。写了一面,他往往将纸反过来再写。
茅公的字逸秀,向他索字的人很多。应我们晚辈之请,他也曾替我们写过好些字,可是都只有信笺那样大小。我很不满意地对母亲说:你在一旁看他写字的,为什么不拿大一点的纸请他写?母亲解释说,纸当然有,可是姑父很节约,把大的纸裁开来,这样可以多写几张送你们。他还常常说,这张纸还可以写几个字,把它放起来。有一次,韦韬表哥来上海和我谈工作上的事,事毕他问我有什么事要办,我吞吞吐吐地说:是不是可以请姑父替我写一张大一点的条幅,已经有的两张太小了。后来果然如我所愿。
受同事的启发,母亲小住期间,从他们家的锅炉房,煤堆里,捡回的“废品”不少。几年后,我在姑父茅盾家小住时,也曾注意到他家的废纸箱和煤堆在一起,废纸是作为引火用的。我居然从中找到茅盾写回忆录的草稿纸条,如获珍宝。
现在,我们家几只废纸篓经常被塞满,里面多是家里的书法家柏森先生扔的废纸。我在边上看他握笔时,往往觉得他写得不错,他却说这里写得太挤、那里又太松,自己不满意要重写。他给我讲了一个沈尹默的故事:
有一次,受周总理邀请,沈尹默在人民大会堂当场挥毫,写一首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写完后,他真诚地对周总理说,我再写一遍。于是又重写了一遍。这时,周总理在旁说,都很好,两张我都要。其实,书法家写字常常不是一挥而就,会因各种各样的缘由而连写多张。
我说:沈老没有必要再写一遍的。一个大书法家,在大庭广众表演,在国家领导人面前挥毫,这样连写两遍,不是自己找难堪吗?
“不是的!沈老不是这样想。艺术的高度是永无止境的,追求也当不断进步。”柏森还说,在“文革”中,沈尹默家附近的垃圾箱很受人关注,有心人从里面捡到沈老废弃的书法作品。他们如获至宝,并将作品保存至今。
(《文汇报》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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