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的毛泽东与林彪

    两个重要情节

    识别和判断“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初期毛泽东与林彪的个人关系，有两个最为重要的文件：一个是林彪“五一八”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另一个是毛泽东“七八”给江青的信。

    发人深思的有两个重要情节：一个是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写成后，在武汉给周恩来及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过，周恩来经毛泽东同意后飞赴大连，将信的内容转告给了正在那里休养的林彪，林彪同样表示了不安又有悔改的意思，答应回京后修改他的“五一八”讲话。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林彪的不安是表面上的，他依然我行我素，继续用“顶峰”、“最高指示”、“四个伟大”一类语言颂扬毛泽东。另一个重要情节是，毛泽东与胡志明谈话、给江青的信后一个多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将林彪确定为自己的接班人。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1966年8月1~12日在北京召开，由毛泽东主持。会议开得气氛紧张，在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了批判之后，全会临时增加了一个议程，改组中央领导机构。

    林彪的出山，一开始也确实非他所愿。他原本是请了病假不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当时他在大连休养。毛泽东让汪东兴给林彪打电话，请他参加下一步的会议。林彪于6日飞回北京，由于天气热，汪东兴安排他住进有空调设备的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他一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就亲自登门看望。林彪推说身体有病，不愿意当接班人。毛泽东很不满意他这个态度，指责说：“你想当明世宗！”明世宗即朱厚熜，是宪宗孙，孝宗侄。武宗死，因无子嗣，厚熜当了皇帝，年号嘉靖。厚熜后来喜好黄老之术，久居深宫，不理朝政。毛泽东的话，是对林彪长期托病的严厉批评。

    会后，林彪取代了刘少奇，成为公开报道的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并非没有不同意见

    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确立后，党内并非没有不同意见。比如陈毅，就对林彪当接班人表示不满，认为要选接班人，应当是周恩来。大概针对林彪并不完全服众的情况，1967年9月24日，毛泽东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再次明确说：接班人当然是林。

    在1969年4月1日至24日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林彪当选为唯一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地位写进了党章。林彪的名字写进党章是江青提议并力主的，康生、张春桥也都赞成写上。林彪要求把党章草案上提到他的那一段话删去，康生不同意，说这是林彪同志谦虚，这一段话必须保留。

    一开始，毛泽东是不赞成把林彪的名字写进党章的，至少他没有想到过写进名字这一点。但他经不住江青等人的鼓动，最后不无勉强地说：既然你们都主张，那就写上吧。

    应当说，此时毛泽东对林彪是满意而又信任的。在他看来，林彪是忠诚于他和他的思想、路线的，林彪不会是赫鲁晓夫，不会在他百年之后反他。

    林彪对当接班人没有思想准备，内心忐忑不安这一点，从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可以看出来。他几次表示说：“最近我的心情很沉重，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意料是要出错误的，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从1965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到1969年中共九大，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总起来说是融洽、和谐的，他们两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至少没有公开发生过“顶牛”现象。然而到了九大，事情慢慢起了变化。再到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两人的裂痕加深了。   

    起草报告

    从“九大”到林彪“九一三”出逃，仅仅两年半时间。说明这一时期毛林合作的政治、理论、思想、感情、伦理的基础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他们不过是某一历史阶段的“同路人”。

    毛泽东决定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并说，这次报告不要事先写出稿子，口头讲，然后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对外发表，就摘用记录稿。林彪提出，在党代表大会上正式作报告，最好请中央“文革”给写个稿子。毛泽东同意了，决定由林彪主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组成起草小组。

    陈伯达接受起草任务后对秘书说：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陈伯达的这一看法，不但和张春桥、姚文元发生矛盾，也不符合毛泽东的思想，但却和林彪的想法不谋而合。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伯达和江青发生严重矛盾，陈伯达一度被江青逼得要自杀，而张、姚是江青的心腹，一贯对江青唯命是从，因此，陈伯达不愿意和张、姚合作，于是自己关起门来单干。他很快拟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题目，下分几个小标题，经林彪过目后改成十个小标题，呈报给毛泽东。

    由于进展缓慢，毛泽东很生气，改由康生牵头，张、姚在康生、江青支持之下，另外起草了一个稿子。毛泽东否定了陈伯达的稿子，亲笔修改了张、姚的稿子。

    (《解放日报》5.20、21 张聿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