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年代

    如果以新中国成立后的每个10年为一个时代划分，那么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特质，每个时代也都有能代表其历史属性的书籍，它们风格各异，却共同承载着那些时代的鲜明符号。

    50年代：新中国第一代集体记忆

    上世纪50年代，在那个革命情绪空前高涨的背景下，涌现出了一批“红色小说”。这些小说塑造的人物有着超强的革命理想，作品中所宣扬的舍弃自我、为理想社会和人民幸福而献身的观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国家利益的战斗。

    读《林海雪原》经常能体会到一个词的含义：集体。文中的人物，如少剑波、杨子荣等，张口闭口不离集体，可谓已经同自己的生命融为—体了。“集体”这个词将不可计数的心融为一体，有着强烈的集体思维的人，永远把集体利益摆在第—位。

    “我对于英雄的认识，最初都是从文学作品里来的。《烈火金刚》、《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等等，这些书不知道让我流了多少眼泪，做了多少梦。在梦里，我经常是主人公的战友，智勇双全，飞檐走壁。在我崇拜的那些主人公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从天而降，怀里抱着机枪向敌人扫射。”作家徐贵祥说。

    在“三红一创、山青保林”（《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这八部长篇小说中，唯有《青春之歌》的主人公是知识分子。《青春之歌》从侧面反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来龙去脉，在当年一纸风行，影响空前，还被翻译成了18种文字。

    我们可以回过头看一看当初杨沫创作《青春之歌》时的背景。上世纪50年代，杨沫的身体不好，在日记里，她多次提到了自己的痛苦，包括病休不能工作的痛苦，被丈夫冷落的痛苦，睡不好觉的痛苦，三十多岁就大把掉发的痛苦，怀疑自己得了肝癌的痛苦……1951年6月9日，杨沫在日记中写道“我有时想，身体总是不好，干脆来个灯尽油干，尽所有力量写出那长篇小说来，然后死就死了……”多年后，她的儿子在《母亲杨沫》一书中写道：“如果她身体健康，正常上班工作，终日快快乐乐，绝写不出《青春之歌》。”

    60年代：从战斗英雄到平民英雄

    六十年代，一个英雄辈出的时期，从1958年成名的英雄向秀丽到六十年代被树立为榜样的雷锋，人们的精神世界一次次被洗礼。

    在六十年代，由于人们对过去的战争有深刻记忆，于是诞生了一大批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出版于1962年的《红岩》了。《红岩》是红色经典小说，其塑造的江姐形象，至今都是人们难以忘怀的奇女子。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作家刁斗说：“反映抗战等革命题材的文学作品是六十年代的主旋律，另外热烈讴歌新中国、表达跟党走的作品也是最主要的。”《边疆晓歌》、《清江壮歌》、《高玉宝》等作品都感动了很多60年代的人。

    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与李六如的长篇小说《六十年的变迁》都以波澜壮阔著称，这两部小说也都与革命、历史事件相勾连，一个写封建时代的农民革命，一个写清末至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演变，同样激情与热血并存。

    在描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的作品中，还有一类非常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其基本描写方式为苦难——觉悟——斗争——摆脱苦难，其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是诞生于五十年代末期的“白毛女”这个文学形象。

    在六十年代，还有一部比较奇特的文学作品《我的前半生》，是末代皇帝溥仪写的。如在当今，我们会将其作为宫廷奇闻逸事来看待，但在当时，刁斗认为，“这本身也是一个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故事”。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部分书籍是由外国作品翻译过来的，也被誉为经典之作，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高尔基三部曲》、《茶花女》等。这些书一直影响了几代人，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到马克·吐温、狄更斯，都是年轻人极其渴求的精神食粮。

    70年代：热衷于“毒草”

    上世纪70年代，对于阅读来说可谓是经历了大起大落。生活在时代之中的人们也都在经历着书籍带给自己生活的变化、思想的变化。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有讲述革命的书籍，也有风靡世界的名著，更有通俗却不低俗的小人书。《安娜·卡列尼娜》、《牛虻》、《静静的顿河》、《岳飞传》、《光荣与梦想》等书籍都走进了百姓人家。

    谈起70年代的阅读，著名作家叶兆言有着自己独特的一番体会。叶兆言说：“1976年前读书是一种‘禁足’的状态，那时候可以读的书很少，很多世界名著都被定义成为了‘毒草’。1976年后，很多书都被解禁了，阅读的可选性大了很多。”在1976年前，虽然很多书都成为了禁书，但正是被禁，才让这些书有了更多的神秘色彩，私下里，青年人都尽量去淘世界名著来看。“很多世界名著我都是在那时看的。有时候书籍也会像毒品一样，读了会上瘾。这其中有种很微妙的感觉。比如说巴尔扎克的小说，当时社会上把它们称作是‘毒草’，但老百姓却对这些书籍很尊重，视作经典。”

    如果问现在五六十岁的人，对他们青年时期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得到的答案或许就是读书。在灯光昏暗时读书，向朋友和同学借阅书籍，淘一些别人没有的书尽情地炫耀一番，那种快乐是今天很难再体会到的，而这些不仅刻进了他们的记忆，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们日后的人生方向。

    叶兆言回忆当时自己及周围人的阅读时用了这样的一句话：“那时候阅读从未想过会从中得到什么，读书没有目的，为了读书而读书。”

    在电影和电视都是稀罕物件的70年代，小人书成了孩子们的开心果，《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岳飞传》、《杨家将》等小人书很受欢迎，很多孩子只要有空的时候就会翻看，忘记吃饭都是常有的事情，拥有一箱子的小人书成为了那时所有孩子的梦想。小人书有精彩的故事，有他们了解古今历史的通道，有他们最珍贵的童年，小人书是这一代人的童年伴侣。

    80年代：排队买书全民“恶补”

    70年代末80年代初，电视还不甚发达，电脑也鲜有人知，不过在那个年代，即便在路边的小书摊上，你也可以挑出一本《美学》；朋友聚在一起，酒过三巡，云里雾里说的是黑格尔、加缪；难得亲戚朋友出差去趟大城市，托人带的不是烟酒糖茶，而是《日瓦格医生》、《第三次浪潮》；那些年追求的姑娘，不在意你的家境出身，可能只为你的一首小诗便倾心……

    书的炙热，与当时的社会背景自然脱不了关系。作家原野说：“三中全会之后，八十年代初，全国的文学、学术书籍大量的出版，人们都如饥似渴地买书、看书，无论什么内容的书都非常抢手，书店里几乎天天都是人，新书一上架，马上就没了。朋友之间，成天讨论的都是书的内容，读书的体会、心得，有的人买不起书，就借朋友的书来抄……”

    于是乎，当李泽厚那本讲述美学的《美的历程》一经出版出现在书店时，街头巷尾男女老少言不离李泽厚，仿佛没听过李泽厚这个名字便不能称为知识分子；当舒婷、顾城纷纷出版诗集后，中国这个诗歌根生的国度，再度迎来了诗歌的复兴。

    随着改革开放，西方文学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译、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这些书的翻译者都是有着相当文化底蕴的文学大家，当年的版本或许没有华丽的装帧，却有着一流的文字——杨必先生译的《名利场》；朱维之先生译的《失乐园》；杨绛先生译的《堂吉诃德》……

    80年代还有大量国外的哲学书籍引入中国，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哲学思维和文化上的冲击，也可以说那是一个全民文学、全民哲学的时代。

    198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是韩少功的译本；三联书店的“新知丛书”，有弗洛伊德、萨特、尼采，还有符号学著作；而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当时产生了相当轰动的影响……

    原野回忆说：“黑格尔的《美学》，商务印书馆出的，刚出的时候根本抢不上。当时人们喜欢看哲学书，克罗齐的《美学原理》、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太流行了，还有刘再复、朱光潜的书也都非常被推崇，无论是学美术、哲学还是文学的，人们都想变得深奥。当然，这些哲学书不一定看了就能看得懂，但一定要有阅读的经历；不是一下子就能看懂，所以才会反复去思索。”

    90年代：纯文学过气 通俗更主流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化，正处于急剧的裂变和转型时期，而90年代的文学作品，也显现出从未有过的丰富和复杂。

    90年代初，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又一次焕发了青春，张爱玲、林语堂、周作人、钱钟书，他们重新赢得了一大批的拥趸，经过商业化的经典包装，张爱玲更是成为90年代初最为醒目且成功的文化符号，她笔下的那些爱情故事男女主角，成为很多都市人茶余饭后的精彩谈资。

    著名书评人止庵说，在90年代初，虽有“张爱玲热”，但也有人冷了下去。比如茅盾、冰心、郭沫若等作家的作品，在80年代仍有很多读者，但自90年代开始，他们的读者越来越少。

    止庵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时代发生了变化。80年代的狂热浓厚的人文气息到90年代时已经逐渐消退了，对书的饥渴已经在80年代得到了恶补式的满足，电视等大众化新兴媒体的出现，分散了人们阅读的兴趣。

    虽然90年代长篇小说《白鹿原》凭借着震撼人心的真实感和厚重的史诗风格，荣获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殊荣，但这个时期出版的其他作品，无论是王朔（《动物凶猛》、《看上去很美》）、顾准（《顾准文集》）、陈寅恪（《陈寅恪的最后20年》），还是80年代中后期崛起的先锋文学的作家们，都不可完全在属性上脱离商业气息的包装与炒作。

    90年代的都市中，弥漫着人们对互联网的痴迷，这是此前所有时代都不曾有过的奇观，网络文学也自此风生水起。

    首次现身于台湾成功大学BBS上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随后被转载到内地各大BBS上，“痞子蔡”和“轻舞飞扬”这两个名字从此家喻户晓。这篇如今看来情节稍显刻意，文笔略显粗糙的通俗言情小说，却在1999年出版时，连续22个月高居内地畅销书排行榜。这本小说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让更多的人重视起网络文学的价值，激发起更多的文学爱好者成为新一代的网络作者。

    上世纪90年代，社会背景的关键词是市场经济，物质崇拜和消费主义开始逐渐兴起，财经类、技能类等畅销书也渐成新宠——非常实用的《穷爸爸富爸爸》掀起了全中国的驭金热；以《疯狂英语》等为主的技能类图书成为阅读的主流；《格调》一类的流行读物也给白领阶层描述出他们所希望拥有的生活方式……与这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原本处于文化主流的诗歌、散文和叙事性小说等作品，渐渐退到阅读边缘状态，被大众文化的电影、电视取而代之。

    00年代：信息爆炸让阅读碎片化

    进入21世纪，阅读范围越来越广泛，从纸质图书到网络文学，从中国文学到外国文学，从悬疑小说到穿越文化，各种图书各种文化充盈着我们的阅读生活。

    当人们开始模仿西方的管理方法和励志故事的时候，外国文学，如《挪威的森林》、《达·芬奇密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书籍成为了人们开阔视野、放松休闲的另外一种方式。而国内的本土文学也涌现出了如《我们仨》、《狼图腾》、《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等畅销书，人们疲惫的心灵仿佛都想从文学这片土地上寻求到一丝慰藉。

    本世纪初，青春文学开始萌芽，韩寒的《三重门》、郭敬明的《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张悦然的《樱桃之远》、安妮宝贝的《彼岸花》等都有着不俗的销售成绩。

    更多的人不再局限于阅读，他们开始了写作，在网络上张扬自己的各种情绪以及奇思妙想，人们似乎更加懂得炒作自己，娱乐自己，消费自己。而年轻人也加入到写作大军，于是青春文学异军突起。

    传媒的发展，让文化学者们不再甘于寂寞，他们从幕后走到幕前，用最直接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重新解读经典也让国学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走红的文化学者们出书是一定的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票粉丝的追捧。比如凭借《百家讲坛》走红的几位文化学者——易中天、于丹、刘心武。

    在大家、名家的簇拥下，伴着文学奖项的加冕，经典作品同样层出不穷，贾平凹的《秦腔》，阿来的《尘埃落定》……知名作家们带着他们的写作热情，笔耕不辍，奋笔直书。

    而后，名嘴主持人开始一展自己的文学才华。倪萍、白岩松等都分别出书，名人出书开始层出不穷，这之中有好书经典，当然也有不少炒作之作。

    与此同时，“务实”、“有用的”书越来越受到追捧。无论是财经类、教育类、还是科普类，书籍也跟着越来越具有“服务性”。教育类书籍显然符合了家长们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望，《哈佛女孩刘亦婷》的出现就像为中国家长送上了一剂良药，当时的销售量可能今天的任何一本畅销书都很难企及。此外，畅销十余年的经管类图书也在扭转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如《细节决定成败》等，教人们如何用一双慧眼去看待世界，这类书的阅读人群从还未参加工作的学生覆盖到了各行各业的人们。

    一批知名作者在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全国性的大型文学奖项的光环下，显得厚重而更具中国文学的特质，但近十多年来，文学奖项也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另一个困境。是否应该把网络文学等等新锐的文学形式容纳进来？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吴俊认为，文学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由于现在社会文化多样化、多元化现状，导致价值判断和审美有点无所适从了。

    （《辽沈晚报》 5.6 关切 张珺 王莹 李倩倩 张阿春 宋波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