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西安事变前后

    长安军官训练团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我在西安书院内西师附小读书。我父亲魏应中原属方振武部下，当时在杨虎城警备第一旅特务团任职。

    1935年10月，蒋介石设“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副之。张学良的东北军15万人（一说13万人）相继入陕，与杨虎城之4万人经常摩擦和冲突。

    蒋介石声称，要在三个月内消灭陕北红军，他亲自督战东北军和西北军。张学良、杨虎城忠实地执行命令，但每次进攻红军，都遭到失败，折兵损将又得不到补充。从沉痛的失败教训中，他们慢慢地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起来，枪口对外的主张，决定重新选择自己的政治路线，与红军应该是相互支持的，而不是仇杀，并对蒋介石已抱有反感。

    此后，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局面逐步呈现出来，西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悄悄地形成。这是蒋介石未曾料到的。

    为消除相互猜忌、隔阂和对抗，增加互信，张学良和杨虎城商议创办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任校长，他们二人任副校长。实际上蒋介石从未到任。训练团设于终南山脚下的王曲，距离西安20公里。因地属长安，也称长安训练团。

    训练团共办了三期，1936年农历三月初，第一期训练团开学。训练团实际上为两军合作发动西安事变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12月12日这一天

    1936年12月12日六点左右，我被枪炮声惊醒。像往常一样，七点多我背起书包上学堂。路上静悄悄的，没有行人，十字路口上有站岗的，端着枪。我走到东厅门和木头市交道口，站在十字路口和房屋上的军人，大声喊着，不准我再向前走。我看到南城墙上的机关枪对准了设于碑林旁边的宪兵营。

    下午我到菊花园附近的东大街，看到街上的商店都关着门，人们一群一群地听着年轻的战士和救国会的人士宣讲张、杨的八大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的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西京日报》（后改为《解放日报》）和《西北文化日报》印发号外散发给群众，大街上没有骚乱和抢劫。

    西安旧貌换新颜。剿匪总司令部被取消了，新的陕西省政府成立了。各种群众组织召开了各种集会，全城贴满了抗日的标语。

    军事背后的政治谈判

    人们当时关心和议论的话题，不是蒋介石何时释放，而是西安局势如何发展，从事变发生的那一天，南京就派飞机在西安上空威胁，随后又在渭南、三原等地狂轰猛炸。动员陆军20万人分东西两路进犯西安，东路由顾祝同、樊崧甫指挥入了潼关华县渭南，西路由胡宗南指挥进至凤翔等地。还派了监察院长于右任赴陕，名为宣慰，实为离间、分化、收买张、杨旧部。

    在军事包围的背后，是政治谈判。12月16日，张学良派飞机迎接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李克农等到西安共商国是。周恩来以充分的论述，说服各方面接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

    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但其军队仍猛攻如故，要会师西安。被称为“叛都”的西安仅存了44天。南京政府军队开进西安了，生机勃勃的西安，顿时为恐怖气息所笼罩，街上原有的抗日标语也都被取消。

    但历史从此的确有了巨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中国近代史开始了新的一页。

    （《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4期 魏宏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