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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2年05月17日 星期四

    萧乾搬家

    沈尔立 《 文摘报 》( 2012年05月17日   05 版)

      萧乾虽然吃过洋面包,在英国生活过七年,但他永远不忘自己是劳动人民的儿子。

      1979年,我们夫妇到萧乾家作客时,萧乾还住在天坛旁边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虽说是三居室,但很逼仄。在读研究生的大儿子铁柱,不得不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小屋;在公交公司当售票员的女儿小荔,住在公司的集体宿舍里。为了接待我们,特意安排爱画画的幼子小桐,与同学一起去四川峨嵋山写生,把小房间腾给我们住宿。

      1980年后,萧乾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文化组副组长,1986年,又被国务院聘任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就在那一年,我们收到了他从北京寄来的赠书《搬家记》。

      《搬家记》为纪念难忘的1957年而作,从1949年他辞去英国剑桥大学终身教授之聘,回到北京,重新“服水土”写起,在大酱园(中国作家协会的干部大院)里安家;1957年后,劳动改造以农场为家;回城以后,搬出“大酱园”,另筑避风港;到“文革”,又没家了。随着运动的起起伏伏,不断折腾,不断搬家。家,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到1979年,“终于又有了家”,那就是我们曾小住过的那幢居民楼。

      改革开放后,海外华人作家聂华苓、林海音、龙应台等不断来访,当他们看到萧乾住在这么个简陋的地方,莫不为之惊叹。

      1983年,萧乾一家搬迁到了朝内大街一幢条件较好的高层住宅。他们夫妇俩有了各自的书房,不用再为家中只有一张书桌而犯愁了。正如萧乾在一篇散文中说:“一对老人,两个车间”,在各自的“车间”里,干各自的工作。老两口的生活很简单,三个子女都不在身边,有一个小保姆帮助料理家务。

      萧乾的新居虽已改善了不少,但按他的职级和社会地位,可以住得更好一些,领导上曾三次安排他换个更大的地方,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萧乾虽然吃过洋面包,在英国生活过七年,但他永远不忘自己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父亲是个看东直门的蒙古族穷老头。他在《誓言》一文中说:“年轻骑车时我有个习惯,在马路上喜欢盯住一个对象,使劲追上他,并且跟他保持同步或超过他。在工作上,我也喜欢在心里树立个标兵,把他作为楷模。然而在生活水准上,我总记住要向下看,这是明摆着的,向上看,没有头,轻则自寻烦恼,重则精神上沉沦。自从1979年我用上了抽水马桶,之后,我就老提醒自己,还有更多的人在蹲公厕。”

      他在《我的书房史》中还说:“在知识分子的住房条件上,我已算是中上等了,我不能忘记自己以前过的苦日子,更不能忘记今天还有三世或四世同堂的呢。”

      写这篇文章时,萧乾已84岁了,他说:“这书房就是我的归宿,我将在此度过余生,跑完人生最后一圈。我希望在这里能多出些活儿。然后,等我把丝吐尽时,就坐在这把椅或趴在这张书桌上,悄悄地离去。”

      1999年2月,萧乾跑完了人生的最后一圈,微笑着离去。

      (《文汇报》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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