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报》曾发生的两次“事故”

    1974年，叶剑英副主席主持工作的中央军委，下设一个精干的小组，由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负责。本文记载的是今天看来难以理解的两次“事故”，作者当时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白页报事故” 

    1974年4月3日，北京各大报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毛主席接见外宾的大幅照片。北京军区后勤部招待所接到当日的《解放军报》后，发现有8张报纸的二、三版是白页，一个字也没印上。他们便将这8张报纸寄给了党中央，并写了一封信，对《解放军报》发生的问题表示强烈不满。

    周总理看了这封群众来信后立即做出批示:“要查清事故的性质和责任。”而江青却批示:“查清这起严重的政治事故。”

    接到批办件的第二天(4月14日)，我们便来到《解放军报》印刷厂。工厂里条件比较差，隆隆作响的轮转机噪音很大，纸屑弥漫在空气中，油墨很呛人。54岁的胡炜全然不顾这些。他来回在印刷车间巡查，仔细查看了印报的全过程，并和当班工人、车间领导谈了话，初步了解了一些情况。

    回到办公室，胡炜认为要彻底查清问题，必须依靠《解放军报》自己的力量。于是，4月16日，我向《解放军报》党委及印刷厂党委传达了两个批示，并同报社党委研究成立了调查组，以军报为主，我们派人配合调查。

    为了切实弄清事情真相，胡炜要求我和工作人员，在调查中一定实事求是，不要被“严重政治事故”几个字束缚住，不要先入为主搞调查。要深入印刷厂，让当班工人认真回忆印报经过。

    遵照胡炜同志的指示，我又带领工作人员，到人民日报印刷厂走访了老工人，请教了相关技术细节和操作程序。

    最后，在反复听取汇报、反复研究之后，我们认定:这件事不是政治事故，而是责任事故，是当班工人在印刷机高速运转时，按操作程序往外掐报时漏掐了一沓，从而让这8份白页报夹在好报纸中，流出了印刷厂，通过邮局又投递到了读者手中。

    《解放军报》党委同意我们的调查结论，并写了报告。

    报告送到周总理那里后，叶副主席向我们转达来自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周总理对你们的调查很满意。”

    “重影事故”

    1974年5月19日，《解放军报》又发生了一起“事故”。当天报纸头版登载了毛主席接见外宾的照片，二版与毛主席照片相对应的位置，登了起义将领卢汉逝世的遗照。透着光从二版看头版，二版上印的遗像黑框正好套在毛主席那张照片上。看到这样的报纸，部队有人给周总理写信，认为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

    周总理和叶副主席，还有江青，作出批示让我们调查。

    这件事再一次震动了报社，社领导和有关当事人压力很大，认为将有大祸临头。

    为了落实周总理和叶副主席的批示，胡炜同志让我又一次带着工作人员司增山来到军报。

    我们调查了当日的版面责编、总编室负责编排的同志和看大样的报社领导，发现每版的责编只管本版的事，不大考虑本版和其他版面的关联。由于这样的事过去从未发生过，负责编排和看大样的同志，也没有注意到重影的事。这应该说是工作中的疏漏。

    调查结束后，胡炜和我研究一致认为，这起事故和前不久发生的“白页报事故”，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在报社制度废弛、纪律松懈的情况下出现的责任事故，没有什么政治性因素。便让司增山同志把“白页报事故”和“重影事故”合在一起，实事求是地起草一份《调查报告》。

    为“事故”定性的曲折

    我们几个领导成员分头审阅《调查报告》草稿时，有一名成员认为:江青同志很了解军报的情况，她在“批示”中已经把军报的事故定性为“严重的政治事故”，我们的调查报告应当按江青“批示”的口径去写。

    考虑到这位成员的特殊身份(他当时是钓鱼台“中央7人小组”领导下的一个小班子的负责人)，胡炜同志把他从钓鱼台请过来，由胡炜和我一块儿向他详细介绍了调查经过。胡炜反复向他说明:周总理的批示很客观，我们的调查工作就是严格按照周总理的思路进行的。通过调查，“白页报事故”的确是责任事故，我们同军报领导和相关人员交换意见时，大家都能接受这个调查结论。如果定为“政治事故”或“严重的政治事故”，一旦中央领导同意了我们的调查结论，军报领导及一些工作人员就可能遭批判、受处分。

    至于“重影事故”，胡炜同志直率地告诉这位成员:严格地讲，这件事连“事故”也不应当算。因为报纸的夜班编辑各管一块版，从不过问其他版面的情况。整张报纸印出来后，看报人用“透视”的方式看一、二版。如果不用这种独特的方式看报，谁能看出军报当日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因此，不宜追究任何人的责任。

    听了胡炜介绍情况后，这位成员不再坚持要按江青的“批示”修改《调查报告》，但表示要“保留意见”。于是，我们就没有大改这份《调查报告》，定稿后便上报周总理、叶副主席、江青及军委六人小组。

    那一年，我们按照周总理的批示所作的调查、所下的结论，经住了时间的检验。

    (《人民政协报》5.3 张崇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