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的来龙去脉

    贞观年间，唐太宗命吏部尚书高士廉等主持编修《氏族志》，将天下姓氏分为九等。当时魏晋以来盛行的士族门第观念仍然留存，高士廉等依照俗习，列博陵崔氏为第一等。

    唐太宗看后大为不满，说：“汉高祖与萧何、曹参等人皆起于闾阎布衣，至今受人推仰，又有谁在意他们的出身？倒是那些所谓名门望族，世代衰微，其子孙才行衰薄，全无冠盖，却仍自矜门第，弃廉忘耻。如今三品以上贵显，或以德行，或以功勋，或以文学，何曾见到这些人的影子！”要求高士廉等重新刊定，并亲自拟定了编修原则：“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高士廉等秉承圣意，最终将李世民所在的陇西李氏列为第一等，将皇后所在的长孙氏列为第二等，而将崔氏降为了第三等。

    与以往将出身门第作为评判一个人地位、价值的标准不同，唐太宗在这里提出了新的评判标准：“止取今日官爵高下”。即不管你是何等出身，只按官位高低来评判一个人的地位和价值。从这个角度讲，李世民可说是“官本位”的首创者。

    应当说，从“门第本位”到“官本位”，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毕竟，如果一个人的命运只能由其出身来决定，那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哀。而以官职为本位，至少允许个人通过努力改变出身的命运。唐代高倡“官本位”的同时，标榜“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制的兴起，就不是一种偶然了。

    当然，古人没有想到“官本位”这个词，即使是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也未收录。有人考究过，“官本位”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原本从经济学名词——“金本位”化用而来。由于它形象准确地描述了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意识，因此得到迅速认可和采用。同样，唐太宗自然也不会想到，由他倡导的这一价值尺度，历经千百年，竟会成为中国文化传统里最糟糕的遗产之一，成为异化中国人思想行为的最大一个桎梏。

    （《学习时报》4．30 张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