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历史决议》出台幕后

    2012年春天，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照例答中外记者问，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和王立军事件时，多次强调须反思“文革”，两次提到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决议)。

    那么，《决议》是如何炼成的呢？   

    作历史决议成为全党迫切要求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接班的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主张“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在1977年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恢复了邓小平的党政军职务，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刊《理论动态》发表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一天之后，《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此文。一石激起干层浪，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华国锋也感到从1979年起应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这个背景下，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为期三十六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

    开幕是华国锋的讲话，他不再提“两个凡是”。

    就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三天，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

    然而，十年“文革”给这个国家压上了巨大历史包袱，不把过去的遗留问题解决，不把沉重的历史担子甩掉，就无法安下心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先“回头看清楚”，接着才能“团结一致向前看”。作出一个历史问题决议成为全党迫切的要求。

    起草工作由胡乔木负责

    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西城区前毛家湾1号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和邓力群召集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开会。起草工作由胡乔木负责。

    这次会后不久，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就集中到北京复兴门外万寿路的六所开始工作了。

    参与起草工作的有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后改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和廖盖隆、中央组织部调研室负责人袁木、《解放军报》邵华泽、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等人。

    胡乔木对于《决议》要解决什么问题心里是清楚的，他认为，现在说“文化大革命”错了不难，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另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他认为：之所以发生“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阶级斗争的认识和估计犯了错误。与此相联系的，是把政治的作用估计到不适当的程度，说政治统帅一切。同时，国家民主进程的中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党的生活方面，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威信过分突出。国家本身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落后也是造成“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原因。

    “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1980年2月20日，起草小组搞出了一份供领导参阅的《决议提纲(草稿)》，邓小平看后，不太满意。3月19日，邓小平找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提出起草历史决议的三条要求，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还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1980年6月，起草小组拿出了初稿，送中央书记处讨论。6月27日，邓小平看了初稿后说：“不行，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如果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中共的历史将被否定，中共领导政权的合法性也将不复存在。”

    到了9月10日，一个完整的决议稿写出来了，当日发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这一稿中关于“文革”的论述占全稿将近三分之一，对毛泽东的错误，尤其是发动和领导“文革”的错误进行了否定评价，可以说是整个《决议》中最受人关注的部分。

    10月中旬，《决议》发到全党四千名高级干部中谈论。

    1981年3月24日，邓小平去看望陈云。26日，邓小平在同邓力群的谈话中转述了陈云的意见，陈云的想法是，加一个“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这样毛泽东的功绩和贡献就更全面，树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

    陈云的建议被起草小组所采纳。

    胡乔木、邓力群对《决议》的最后修改一直持续到十一届六中全会开幕前一天。1981年6月27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邓小平在29日的闭幕会上作了比较高的评价：“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整个《决议》3万余言，分为8个部分。《决议》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科学总结，《决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纲领性文献，不这样做，就不能冲破“左”的思想理论的束缚，就不能开辟出一条新路来。

    (《文史参考》2012年第7期 熊崧策  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