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到底有多难

    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在历届政府的治政纲领中都是重要关键词。今天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现代民主政治下的社会改革到底有多难。

    共识达成之难

    “共识”，指的是在自己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仍坚持当初达成的一致诉求。在封建社会里，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只要朝廷元老、大臣能够达成一致就可以了。但这从来都是一个难题。比如商鞅变法开始阶段，卫鞅与大夫杜挚、甘龙的争论；“熙宁新法”中的王安石、司马光两位政治家的分庭抗礼；戊戌变法中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

    在现代民主政治的社会里，这种“共识”无疑变得更加复杂：不仅要在政府官员之间达成共识，还要想办法在政府与民众之间达成“共识”。

    可持续性之难

    在封建社会，改革属于顶层设计，任期是终身制，改革能一以贯之，成功的几率比现代要大得多。比如，“商鞅变法”就在于他有足够的时间来巩固和充实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前十余年是按照改革的逻辑进行改革；后十余年的时间是对改革已取得的成果进行巩固和充实。

    民主政治的执政是轮值的“任期制度”：四年或五年就会换一届政府的长官和成员。短时间内可能出现的“人亡政息”或“人不同政不同”将使得改革“走形”、“变味”的风险加大。

    方略制定之难

    设计改革的方略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需要政治人才、专业人才一起制定。而短时间内，制定方略同样面临人才轮换和更替的问题。

    那么，如果不制定改革方略行不行？一个民主的国家是绝不允许这样的。因为短时间内治政人才的轮替不可避免会导致“人不同政不同”；“人不同政不同”必然会出现的一种情况是用“改革”的名义进行非改革原本目标的改革，产生的后果将是：永远都在改革，永远都没有成功的迹象，最终会产生“改革疲劳症”。

    督行者人选之难 

    中国历史上改革的督行者大多是一个“政治强人”，需要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可度、丰富的治政经验、渊博的学识和鲜明的个人意志。“改革”之所以称之为“改革”，实际上是一个革除“赘疣”的过程，不管是用合法的法律，还是临时规定，都有强制的成分在里面。而这个称之为“赘疣”的东西又是有争议的：从大局上来说，属于必须革除的；从单个个体来讲，则大多又是“近似”合理的。没有一个“政治强人”，要割除“赘疣”断难彻底，而执行得不彻底，又势必影响改革的成效。

    且不说能否找到这样的“政治强人”，在民主政治的社会中，又有多少人能接受这种“政治强人”？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经验似乎提醒现代民主政治的政府要特别注意：要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有效改革是多么难。我们应该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机遇，积极拥护和支持政府所倡导的各项改革。

    （《学习时报》4.3 朱本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