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女性陈琮英

    她们对革命，对人生，有更深的体悟，待人接物，为人处世，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真诚和豁达。

    101岁的陈琮英（1902~2003）静悄悄地走了，对今天的国人，她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在记得她的极少数人中，陈琮英也更多是以老革命家任弼时夫人的身份出现的，而她作为一位典型的革命女性的形象，随着岁月的流逝，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忘了。

    20世纪的中国共产革命波涛汹涌，众多女性也投身于革命狂流，在那幅色彩斑斓的女性革命的画卷中，人们熟悉的只是那些身着阴丹士林长衫、剪着齐眉短发、站在人群中疾声呼号的五四新女性，或是手持驳壳短枪、穿着对襟褂子的根据地女区委书记的影像，在这种模式化的图影中，更能说明中国革命之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另一类女革命者就被遮蔽了。

    任弼时，这位从五四新思潮中走来、20年代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总书记、中共七大后的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人物，早在少年时代，就由其父安排，与陈琮英结婚，这门婚姻是任父为维系通家之好而为其子指腹为婚的。还在少女时代，在长沙袜厂做工的陈琮英，就不断接济任弼时，帮助他完成学业。而深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任弼时，他对旧传统的反抗，和那个时代的新青年通常采用的决绝方式迥然不同，而是给他的妻子以革命启蒙，把她带上革命道路。这两位青梅竹马的爱人，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不离不弃，成为那种终生相守的革命伴侣。

    在那紧张的岁月中，任弼时和她辗转于上海、汉口、广州，1926年11月，任弼时还将陈琮英带往莫斯科，一位思想激越、背景为莫斯科东方大学大学生的共青团总书记，和他的指腹为婚的妻子，一同出席少共国际第六次执委大会，这或许会使今天的青年人感到意外。

    丁玲说过，女性如果认定她的革命信仰和爱情，可能比男性还坚强，她举例说，在30年代的国民党监狱中，女共产党员很少叛变。1931年的春夏之间，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凶险万分的非常时期，继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6月22日，总书记向忠发也被国民党特务抓捕。第二天，由周恩来派往向忠发家工作的陈琮英，怀抱着出生刚一百天的女儿被捕入狱。就在中共中央调动一切关系营救向忠发时，这位党的总书记竟主动向国民党当局投降，并向陈琮英劝降说，你什么都可讲，不要瞒了。在这危急的关头，陈琮英机智应对，表现出过人的胆识（陈琮英虽于1926年就参加革命工作，但是入党却在1932年），半年后被党营救出狱。

    如果把这批20年代投身共产革命的女性，和1937年后参加革命、投奔延安的那些人数更多的女性进行比较，她们的身上别有一种气质和精神风貌：坚毅，从容，目光远大而恢弘。她们是真正意义上的“老革命”，对她们而言，没有什么事儿没经历过，无论是对敌斗争的血雨腥风，还是革命营垒内部的风霜雪剑，革命的艰难曲折，使得她们比后来者对革命，对人生，有更深的体悟，她们的性格和经历各异，但待人接物，为人处世，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真诚和豁达，于是，人们尊称她们为“大姐”。

    陈琮英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当年参加革命时的那种理想主义精神，随着革命的不断前进，理想终于演变为制度，随之而来的是差序、礼仪和规范，这既是整合秩序之必需，也对革命者保持理想境界构成了新的考验。人们目光所见，既有朱德、康克清劳作于屋前菜园，也有武装战士结队千里为江青采办美味黄河蝗鱼之举。进城后，论物质条件，与往昔相比，何如霄壤之别？在某些人那儿，则更有了排场、鲜花、欢呼。然而，陈琼英还是继续她的简单的生活。1950年后，陈琮英一边抚育她的子女，一边继续默默做她的那份工作，没有镁光灯，更没有前呼后拥。

    （《革命年代》高华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