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对官宦子弟的限制

    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第三子张懋修考中状元，同时考中进士的还有他的大儿子张敬修。消息传来，舆论哗然。原来，就在3年前，张居正的二儿子张嗣修已考中了榜眼。张居正有六子，有人为此作诗讽刺：“状元榜眼姓俱张，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坚不去，六郎还做探花郎！”

    在1300多年的科举历史中，官员子弟的应试问题一直是社会舆论争论的焦点。在历史上，相当一部分官员子弟并非依靠真才实学，而是倚仗父辈的权势实现金榜题名，这实际上是对寒门子弟在政治权利上的另一种剥夺。

    也因此，不少人有意识地将抑制官员子弟应试作为奖掖寒士、体现公平的一种手段。如唐代王起主持考试时，明确提出“科第之选，宜与寒士，凡为子弟，议不可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的状况。到了宋代，专门创立了“牒试”制度，规定官员子弟、亲戚、门客须专送别处考试。康熙时亦曾要求大臣子弟参加考试单独编字号，规定取中名额，以实现“大臣子弟既得选中，又不致妨孤寒之路”。

    尽管如此，纵观科举史，官员徇私、子弟舞弊的现象从未断绝。甚至宋代“牒试”制度，在实际中也演变为对官员子弟的特殊照顾。

    总之，古代科举制下，人们对于官员子弟应试的关注，实质上是对权力滥用的担忧。如今，公务员在录用、晋升上大多运用了考试这一方式，而另一方面，关于官员子弟“萝卜招考”、“内定应试”的新闻不绝于耳。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重视增强考试的公开、公正、透明，避免原本为促进阶层流动的这一制度设计演变为“拼爹”游戏，让那些出身寒门者拥有平等地站在考试这一起跑线上竞争的权利。

    （《学习时报》3．19 张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