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继续留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靠渺茫的希望过着苦日子；还是彻底“逃离北上广”，回到二三线城市的老家去过简单幸福的生活？为什么逃离又逃回？
逃离，回老家过真正的生活
马芸芸，2007年毕业于北京某高校。满怀着希望和梦想，她毫不犹豫地选择留在首都，在一家私营图书策划公司做编辑。半年之后，马芸芸建立了自已的固定作者群，月薪基本可以达到4000元。
实习期的时候，她在北京住的是月租500元潮湿阴暗的地下室，如此廉价的蜗居，连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也没有。拿到4000元月薪时，她赶紧换了一个房，跟别人合租一个50多平米的两居室，却依然连舒坦都说不上。那栋上世纪80年代的老房子破旧不堪，夏天楼道里弥漫着各种臭气，而冬天，全北的朝向令房间寒气逼人。如今已回到武汉老家的马芸芸在QQ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房租1200元，伙食费500元左右，家里的固定电话加上网费100元多一点，手机费差不多100元，还有每个月200元的交通费，衣服在淘宝或批发市场买，加上零用和必要的交际费用要500多元，工资已所剩无几了。
对于已经25岁的马芸芸来说，考虑得最现实的问题是找个好老公。可在北京找一个有房有车的男友谈何容易！2010年初北京一连串的新政抬高了北漂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满税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到底留在北京继续打拼寻找渺茫的希望，还是趁自己大好青春回老家找个家底殷实的人家嫁过去相夫教子过真正的生活？马芸芸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想清楚了这个问题，她选择逃离。
为了逃离，卖掉北京的房
出生于1980年的于龙属于比较幸运的孩子，这个长相憨厚的80后习惯接受父母的安排。2005年在成都读完大学来到北京后，先后换的两份工作都是依靠父母的关系找到的，连女友都是父母托人介绍的。2007年底，父母出20万首付在南三环边买了一处70平米的两居现房。2008年初装修完入住，并闪电般结婚生子。于龙的同事感叹：真是眼看着他短短4年间就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3件事：买房、结婚、生子。
于龙在北三环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税后月薪4000元。每天花3个小时在通勤的路上，工作10小时以上，为了节省在外面就餐的费用，每晚回到家都是9点之后才吃上晚饭。于龙夫妻收入加起来每月才6000块钱，有孩子之前，需要负担的费用为：房贷3000元、吃饭1000元、车费200元，再加上通信费以及其他生活开销1000多元。于龙夫妻基本上都是“月光族”，有了孩子负担就更重了。
在外人看来，在北京有家有房还有了孩子，应该不会再考虑逃离北京了，但是新闻连篇累牍地报道“逃离北上广”，渐渐地于龙也有些动心了。尤其是北京的房价从2007年开始一路狂奔，于龙在2007年底花1.1万/平米的单价买来的房，到2010年时已经涨到了2.3万/平米。如果把北京的房子卖掉，回老家成都，还能换两套房呢！他把这个想法跟家人说了之后，家人一致赞成。
于是，他把卖房信息挂到网上，一拨又一拨买房人来来回回地涌入他家看房、杀价。幸运的是，有一个北京男很有诚意地想买于龙的房，130万房款一次性就给付清了。
于龙很快在成都老城区选定了一套90平米的三居室，同时又在新城区选好一套60平米的一居室。于龙打算住市区的三居，把郊区的一居用于出租，每月还可以收取1000元租金。两口子在成都随便找个工作，日子就过得比北京舒坦得多。成都气候湿润，物产丰富，每天早晨买的猪肉都是屠宰场现杀的，炖的竹笋骨头汤那叫一个鲜啊，那是北京冷库的冻骨头永远熬不出来的香味。
最纠结的逃离
相比前两位的选择，IT记者何芬则显得优柔寡断。生于70年代的何芬早已迈入大龄剩女行列，不过买房的事她却颇有远见。早在2005年，北京房价还比较温柔时她就首付5万在六里桥买下一套60平米的一居室。记者收入还算丰厚，月薪加上各种灰色收入能有1万元左右。生活的优裕并未使她感到幸福，感情上的挫折却使她的内心倍感孤独。
在城市住久了才发现，她喜欢的其实还是儿时农村那种简单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2009年，刚结束一段感情的何芬辞去了工作，去云南丽江大理游玩了两个月，再回到北京时已很不适应这个城市忙碌的节奏。她决定离开这里。
何芬把六里桥的一居租给了别人，自己带着简单的行囊回到了湖北乡下老家。然而她从此果真就在那里幸福地生活下去了吗？非也。不到3个月，她就又从乡下逃离，回到了北京，暂住在老同事的家里。
问起她在老家的生活，她很是心烦意乱地说，长舌妇，到处都是长舌妇。小镇总是充斥着各种流言，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留守的妇女们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打麻将磕瓜子儿，东家长西家短地说个没完。何芬很快就厌倦了小镇的生活，她开始怀念北京。
然而回到北京之后，生活仍然不是那么顺利。
2010年夏天的时候，她又辞职了，这次又卷起铺盖离开了北京。问及原因，她说无法适应办公室的各种复杂关系。单位的同事认为她脾气变大了，跟谁说话都能呛起来，一句话就能噎死人。
何芬陷入一种纠结状态。在小镇生活时，她总以城市人的目光去批判留守妇女们的闲散生活；等回到北京时，她又以乡下人的目光去批判白领青年们的各种忙碌。她始终没有找到内心真正的安宁。
这次她离开北京回到了乡下，但北京的房子没有再出租，因为她也不清楚，逃离之后是否还会再回来。
逃回，无法承受复杂人际关系
“天天吃大米白面吃惯了，偶尔吃回粗粮总觉得硌牙！”在CBD工作的白领小徐表示。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北京有套自己的房子。回想起2010年国庆登上返乡列车之旅，小徐轻描淡写地说，就是一次尝试，事实证明，哪里也不适合我。这句话说出了太多人的心声。
“在北京，你知道自己是一个外人，这叫‘自知之明’；在老家，当你也觉得自己是个外人的时候，那才叫彻底的绝望。”小徐带着对老家的绝望，再次返京。
“我在北京是做投资经理的，回老家全无用武之地——没有什么证券市场。凭借我父亲的关系，千辛万苦进了一家国有银行做贷款审核，每天的工作就是查看客户的信用情况和各类证明报表，实在枯燥得很。在一轮请客送礼拉关系后，终于得知一所私人银行大客户经理的职位空缺。各种考试应付下来，满以为胜券在握。可最后，当地最大的企业老板的亲戚凭空杀了进来，给出唯一的理由是，他能给银行带来一笔足以让人咋舌的定期存款。心灰意冷的我选择了离开，回京。”
小徐的情况有极强的代表性，搜狐网的调查显示，无法承受人情关系占到回京原因的首位。
为了子女教育，逃离又逃回
大多数人认为，在北京有个相对体面的工作，拥有房和车，至少不会那么轻易选择逃离吧。但事实上，也有相当一批人，夫妻二人辛苦打拼多年，在北京供着房，却因子女的教育问题，不得不放弃北京的工作回原籍发展。
谈起曾经让孩子回去上学的事，张宁就不住地在电话里嚷嚷后悔。“换了新环境，孩子极度不适应，不同的生活背景导致他与同学之间的交流存在障碍。再就是课程的转接，教学方法迥异，孩子的成绩一落千丈。本来是全班排名前10的孩子，回家乡之后没出俩月，成绩竟跌到全班倒数第五。孩子几次哭着对我说，爸爸，是我笨吗？为什么在北京我就能学好呢？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能告诉他，你需要适应。眼看着孩子越来越自卑，我们不得不考虑再回北京，哪怕等高考的时候再回原籍呢。”
“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又把孩子送回了北京的学校，事实证明这样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久违的同学和熟悉的环境，让他再次找到了自信和快乐，这里没有人认为他是个后进生或是外来户。他的学习成绩又恢复到以前的水平，这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在北京上学的信心。”
（《北京纪事》2012年第3期 十三格格）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