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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跳槽到年薪30万元的私人诊所，还是继续留在这家三级公立医院做科主任？最近，年近五十、有着二十余年从医经验的张丹一直在为此烦恼。近日，国务院研究部署“十二五”期间深化医改工作，要求放宽社会资本准入医疗机构门槛，鼓励具有资质的人员依法开办私人诊所。
对此，卫生法学专家卓小勤表示，“要想真正大力推动私人诊所，将有资质的医务工作者特别是专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还需制度保障跟进，否则仅是‘纸上文字’。”这正好为张丹的顾虑下了最好的注脚。
“我从公立医院‘下海’开诊所，现在又回到公立医院，走了一圈回到原点。”王霞曾是张丹同事，2004年，下海开起牙科诊所，后因没有客源而关闭。王霞无奈地表示，“民众在私人诊所看病，好像总有一种‘会不会被设陷阱’的疑虑。”
让患者缺乏信任度的私人诊所，如何在中央发出鼓励发展信号的当下，扭转目前的困局？
有业内人士提出，私人诊所应成为医疗服务体系的基础，负责解决人们的日常病患，包括慢性病治疗等，这样有利于大医院专注于诊断、治疗复杂疾病。然而，在乡村、城乡接合部地区的“黑诊所”极大地影响了私人诊所的信誉度。公开资料显示，黑诊所的经营者绝大多数是乡村医生(未取得医师从业资格)。他们随流动人员从家乡一起到城市，大多为熟人看病，得到较多支持和信任，但却经常引发医患纠纷。
卫生法研究专家胡飞跃认为，解决医疗卫生基本制度的设计问题，还需立法保障。医疗卫生基本制度应包括三方面：一是医疗卫生服务的标准，通过什么机制，如何提供，怎样确保服务质量；二是服务的相关费用，由谁负担，如何负担；三是卫生执法与监督，由谁，通过什么机制，如何有效实施。
“鼓励开办私人诊所，就要解决服务方、患者、医保中心三者的经济问题，否则，私人诊所就会因为没有客源而无法生存。”卓小勤说。
（《法制日报》3.2 赵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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