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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2月6日，在广州红花岗畔的刑场上，两个青年革命者（广州起义行动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周文雍和中共两广区委妇女委员陈铁军）面对敌人的枪口，从容不迫地举行结婚典礼。这个故事感人至深。但是，当我们还原当年的历史，却发现这是党内左倾盲动路线造就的一出悲剧。
起义
1927年，随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相继失败，革命处于低潮。但以瞿秋白、李立三为首的临时中央，却错误地认为革命仍处于高潮，只要党一声令下，就会有千百万工农起来暴动，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11月，中共中央命令广东省委在广州发起武装暴动。
12月11日凌晨，暴动开始。广州市委工委书记周文雍指挥的工人赤卫队攻占了警察局，教导团控制了观音山（即现在的“越秀山”）制高点，暴动成功了。但是此时，拥护汪精卫的北伐军将领张发奎等逃到珠江南岸，调动军队向广州市区反扑。
叶挺、叶剑英主张趁国民党军主力没有包围广州之前，连夜撤向海陆丰，同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这个正确意见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纽曼的否定。纽曼认为起义只能以城市为中心，而且必须“进攻”。
12日晨，国民党军队在英、美、法、日等国军舰支援下围攻广州市区。周文雍率领赤卫队战斗到最后，已经没有机会突围，只得在市区隐藏起来。几天后，周文雍被抓，关进监狱。暴动主要负责人之一、广州市委书记黄平闻讯后，赶紧找人营救。黄平派人利用探监的机会，让周文雍吃辣椒，造成体温升高的假象。然后说他得了传染病，送到监狱医院治疗。公安局上了当，把周送到医院。随后，周文雍被从医院接走，死里逃生到了香港。
被捕
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赴港主持工作。
李立三不但不吸取广州暴动失败的教训，反而采取极不负责任的冒进态度，把参加过广州暴动并逃到香港的幸存干部再次派回广州，让他们“戴罪立功”，重新组织暴动。
周文雍多次在公开场合露面，在广州继续工作，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但周文雍服从上级指令，隐居市区继续筹备暴动。
1928年2月4日下午，国民党接到叛徒告密，带人乘车驰往广州西关的荣华西街17号2楼，搜捕“共党首要”周文雍。周文雍来不及逃跑，被谍报队抓捕。陈铁军当时也在场，与周文雍一起押往卫戍司令部。
牺牲
第二天被审讯时，周文雍痛快地承认了他是广州暴动三领袖之一，并强调陈铁军没有参与他的活动，是无罪的。但国民党当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6日，法官宣布判处周文雍、陈铁军死刑，执行枪决。
这天下午，国民党军法处叫来记者，将周、陈二人摄影存档。两人面无惧色，携手昂然直出。照相时二人表情从容镇定。新闻报道说：“周陈临刑前，容色不变，沿途均呼共产党万岁之口号。”
周、陈二人的大义凛然，使在场的记者无不感动。周文雍、陈铁军的英勇就义也被载入史册，受到后代的敬仰。
（《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 刘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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