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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中国人知道，在中国慰安妇受害者不断败诉的日本东京，有一座为她们建的纪念馆——“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英文简称“WAM”。鲜为人知的是，这座纪念馆是一位女性耗尽了她生命的最后两个月换来的。
“民间法庭”判天皇有罪
1934年，松井耶依出生在日本京都市一个普通家庭。
她的父亲平山照次在1945年3月被征召到中国华北。“与其杀人，还不如自杀算了。”由于是一名反战的教堂牧师，在军队里，他绝食过，被送到了医院。几个月后，平山照次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回国。那一年的除夕夜，他第一次开口告诉家里人那些残忍、真实的故事。
“那时还是小学生的我，就听那些故事：杀了中国人经常留下一小块肝脏，晒干了塞在军靴里……还有的部队发现了藏在地下壕沟里的几百个中国村民，把他们都杀了……我知道，那是惨无人道的侵略战争。”松井耶依说。
父亲告诉她：“无论怎么道歉也不够。要向中国的人们赎罪，才是作为人的处世之道。”
听着这些话语长大的耶依，成年后当上《朝日新闻》的记者。她父亲作为老兵的证言，也终于公开发表。
2000年以来，随着各国“慰安妇”受害者在日诉讼相继败诉，松井耶依女士和朋友们产生了“民间法庭”的想法。她开始奔走咨询国际法官，联络到了中国的“慰安妇”证人和学者。
当年12月8日，民间组织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在日本首次开庭。连续四天中，来自中国等8个国家的64名高龄受害者出场作证，超过1000人次旁听，“法庭”判决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及天皇“有罪”。
最后的决定
“到2002年，她一整个夏天都奔忙在过密的行程中，需要她的人越来越多。”朋友如此形容，然而留给松井耶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002年10月初，松井耶依第一次惊觉身体不听使唤的时候，医生告诉她，已经是胆囊癌的末期了。那时候，她68岁，正在阿富汗参与女权运动会议，紧急回国就医。也就是这时，松井耶依做出了人生最后的决定——把全部财产拿出来建女性战争和平资料馆。
“WAM”，这是日本第一座收藏二战时日军性暴力证据的史料馆。
她用一封电子邮件向朋友谈到了建资料馆的想法，日本全国有460名同仁开始为“WAM”的筹建奔走。在那两个月里，松井耶依坚持在家里工作，床上堆满了史料和笔记。
2002年12月10日，松井耶依再次住院。病房内，她用略微颤抖的手拿出一叠手写的稿纸告诉助手：“这里和那里都还没确定标题，书稿名叫：爱与怒·战斗的勇气……”
“现在这个时代，特别是日本，人们把斗争视为异端。但是斗争最需要勇气。给了我勇气的，正是‘慰安妇’群体、亚洲受虐待的人们，还有和她们一起奋战的同仁们。我注入全部最后的力气，从心底想呐喊：去爱吧！义愤起来吧！拿出勇气来战斗吧！”在书的结尾处，她这样写道。
“爱过，义愤过，战斗过”
2002年12月27日凌晨1时16分，奔波了一生的松井耶依离开了这个她奋斗过的世界。她在最后设立了“女性之战争与和平人权基金”，也完成了自传。
她所梦想的日本第一座收藏二战时日军性暴力证词的纪念馆“WAM”，于2005年8月在东京早稻田区正式开馆。
在这座小博物馆里，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樱花树画卷。绚烂的花树下，隐隐露出受害妇女的白色骸骨。馆里开设“慰安妇”历史的常设展览，也有相关史料、著作、影音资料阅览室，定期举行交流访问活动。“WAM”只接受民间捐款，不接受任何来自政府、国外团体的赞助。
坚持到今天，“WAM”遭遇了日本右翼的巨大压力，门口被喷涂、抗议、主要成员被人身威胁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对于家中接到威胁电话等，馆里的中年女性职员说起来平静自若。“公共场所下楼梯要回头多看两眼，等地铁来也会注意看周围，不站在排队的第一个，以防发生‘意外’。”
也因为压力，“WAM”几经搬迁。时常会有右翼组织的大喇叭吵闹，所以有的房东表示很为难。现在，她们终于落定在著名学府早稻田大学的一幢小楼里。
在入口处的大红墙体上，中国日军“慰安妇”受害者们的黑白照片安静地排列着。几百名各国老妇的脸庞无言地看着来访者，见证着这段被一群女性保护下来的历史。
（《中国青年报》2.2 庄庆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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