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6日晚,历史学家,著名的中共党史、毛泽东研究专家高华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57岁。
高华一生研究历史,一生贫寒,很多熟悉他的人都称之为“一介寒士”。
高华的家在南京城西北边的龙江小区,这里是高华生前的家,一幢小高层里的单元房,70多平米,堆满了书。过去的若干年里,这间屋子里的书籍,就像不断涨水的海绵,让屋子显得越来越小,而高华却自得其乐。
逼仄和局促,早已成为一种习惯。不仅仅是有形的房屋,在他的学术生涯里,亦有诸多相似之处。
1978年,高华考进南京大学,后来又留校做了老师。
他对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很感兴趣,先是参加做集体研究项目,以后决定走自己的路。他曾坦言:“这条路是颇为艰辛的,发表文章的空间很小,但是生逢历史的转折年代,还是顺着自己的性情,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从民国史,共产革命史,再延伸到当代史,这都是距今不远的过去的历史。”
对于自己的选择,高华心里很清楚个中艰难。他曾援引年鉴学派史学家马克的话说:“183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学。”
1979年在课堂上,高华听老师讲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时,内心激动,多年后的一篇文章里,他还津津乐道。他还经常提及范文澜的话:“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从那时起,他萌生一个愿望,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史书,并为此开始搜集资料。
延安整风的公开史料很少,但高华以其敏感、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各种零碎资料之间发现了散乱其间的有机联系。1991年8月中旬,高华开始动笔写《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直到1999年春夏之交,这本书才最后全文定稿。
写作这本书的七年间,也正是中国市场经济从起步到大规模发展的10年。高华却始终守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义的朋友们从此注定了不会为了功名利禄去做研究,也不会心如死水,像研究古董那样去回望过去。”高华在《革命年代》的后序里说:“于是就在这喧嚣、实利主义的90年代,守着某种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陈词滥调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责任’等,开始摸索着观察、研究逝去的年代。”
进入21世纪,高华的生活并没有太多的改变。外界甚嚣尘上,而他依旧独守书房,做那些持续了很多年的研究和写作。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景凯旋和高华认识有27年,“那时他还住在上海路那个小房子里,厨房是公用的,我去他家的时候,孩子还很小,他自己的书桌也非常小。楼板上堆满了旧的报纸和书籍。”
景凯旋说,多年来的高华,有几个关键词一直未变,比如逼仄、冲突、清冷和孤独。无论是实际的处境,亦或是学术的境遇。
2007年,高华被检查出肝癌,他当时说这是自己“特别艰难的年份”,随后的日子,他一再经历着“严峻的生命考验”,他将那些前来照顾和支持他的亲朋好友比喻成生命中的盐。而在朋友们眼中,他则是历史研究读者们的盐。
如今,这包盐融化了。
(《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1月9日 刘炎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