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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高华于2011年12月26日在南京病逝，享年57岁。这里特摘编他的文章，以表达对他的敬意。
前几年，我应邀在台北的一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待了一个学期，还去了台湾的中部、东部、南部的七所大学交流、讲课。我看到一个现象，这就是在台湾的社会，虽然“台独”思潮严重泛滥，还有其他的社会问题，但给我的感受是，那儿保存着较为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特别是台湾的普通民众，有很多传统的美德：纯朴、善良、厚道、礼貌，不以恶意看人，乐于助人，而且尊重传统，尊重祖先，那种奸诈、刁滑、坑蒙拐骗的人，很少看到。
有位台湾的教授对我说，你要知道什么是明清时代的农民，就看一看台湾南部的农民，那儿还保存着“古中国”的氛围。这位教授的话可能有些夸张，但从我的接触看，情况也差不多。我看到的是，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消费社会里，“传统”和“现代”有机交融，这里说的“传统”，不仅指习俗，也是指人的一种态度和精神状态。比如台湾教授家里和台湾乡下农家里，电视机、冷气机和祖宗牌位，并行不悖，十分协调地相处在一起。再比如，城乡很多人隔三差五就去庙里上香拜菩萨，老人去，中青年也去，不能说他们都愚昧迷信，因为台湾的教育普及率非常高，老百姓都认识字，大学毕业生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在东亚地区据说是最高或次高的。
在与研究五四思想的名家林毓生先生的交谈中，我谈到上面那些观察。林先生说，这与台湾没有受到五四文化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五四在台湾的影响确实是很有限的，只是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对一般社会层面，尤其对社会的基层，基本没产生影响。在日据时代，台湾没有发生从五四思想中而来的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国民党或共产党类型的社会改造的实践，在台湾都不存在。
五四激进思潮的产生是中国近代全面危机的反映，迫使中国走上全面变革的道路，有其正当性，这就是从思想革命到政治革命，再到社会革命，以求建立一个能自立于世界的现代民族国家。问题是，在达成这个目标后，这几种革命渐次向更高阶段递进，进入到不断纯化思想的精神价值领域的革命，由此再带动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从此生生不息，不断革命。
另一种革命的模式是所谓“有限革命”，它以政治革命的完成为目标，尤其不触及精神价值领域，因为精神价值领域是一个很特别的领域，它有其坚固性，它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社会变革而来的，是一种渐进的、自发生产的过程。人为地使用政治的手段去推动这个领域的“革命”，其效果可能相反，这已被20世纪的历史所证明。
在谈到这些问题时，我不是在苛求我们的五四前贤，对于陈独秀先生那一辈人，我们永怀敬意。那些激进主义的负面性的问题，有的和他们那一辈人有关，也有一些是后来者的认识误区，如斯大林模式的影响。陈独秀先生的思想遗产有许多在现在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纪念陈独秀先生，在肯定他的巨大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他的时代局限，方为以科学的态度进行批判的继承。
（《革命年代》高华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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