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思维”解决不了农村问题

    12月16日，“公安部要求以最高路权为校车提供保障服务”，校车被赋予了“运载学生时优先通行”、“可以上公交车道行驶”、“停车上下学生禁超越”等三项“特权”。

    事实上，大多数校车事故发生在农村。数据显示，近5年来，校车事故导致的死亡学生中，74%为农村学生。农村有多少公交车，又有多少公交专用车道？赋予农村校车这方面的路权，显然没有多大实际价值。而追问校车事故发生的根源，“撤点并校”无疑是重要因素所在。为什么会“撤点并校”？无非又是城市人根据自己的认识、忽视农村现状而制定出来的政策。

    放眼诸多社会问题，很多解决路径都是局限在“城市人”的思维框架里，似乎已经成了一种通病，而更多发生在农村的社会问题反而成了“盲区”。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谈及教育改革时常常谈及“特长生”问题，“弹钢琴”算不算特长，争论得沸反盈天，却没人议论“会养猪”算不算特长。《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出台了，在厘清了城市夫妻双方财产保护的同时，却没有人考虑，这样的解释很可能导致农村妇女“净身出户”。发达城市中的小夫妻们生育不积极，城市人口开始老龄化了，专家们呼吁放开二胎，却看不到农村有多少“偷生”的孩子还没上户口。空气质量不好了，城市人开始关注PM2.5，而农村土地的污染其实更严重……

    为什么会如此？这自然和政策制定者多是城里人有关。农村人话语权孱弱，他们的“真知灼见”很难进入政策决策者的视野。久而久之，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似乎都成了城市人的问题，农村渐行渐远。

    （《中国青年报》12．20 陈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