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写《工人》

    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写这部小说，不仅要反映他们的生活，也包含着对他们命运的思考。

    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燎原》，故事里的地下党员对工人们说，工人很了不起，工人两个字合起来是个天字。

    那时我觉得工人真伟大，能撑得起天。

    但是，在《燎原》的故事发生的时代，中国的产业工人只有200万，占4亿人口的0.5%。我们一直说中国革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这种说法很值得怀疑，只有200万人的一个弱小阶级，是不可能领导什么像样的革命的。实际情况也是这样，他们在革命中的作用微乎其微。那时候中国的天不是由工人阶级撑着，而是农民兄弟，农民占人口的99%。

    新中国建立后，工人阶级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活安定了下来，不再受人歧视、打骂、剥削，比起大多数农民兄弟，他们的生活要好得多，有公费医疗、有退休金，在社会上是受人尊重的劳动者。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工人阶级的地位又开始一天天地下降，不再是社会尊重的群体。

    如今，全国每年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进了城，他们正在构成工人阶级的主体。但是在概念上，人们还不承认他们是工人阶级，对这个群体，人们有一个带有某种贬义的称呼——农民工。

    但是，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他们正在像马克思说的那样，逐步斩断了和土地的联系，失去了生产资料，陆续走进了工人阶级的队伍，成为新一代无产者，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老一代的工人，退休的退休，下岗的下岗，所剩人数不多了。真正的工人阶级主体，确确实实就是这些农民工。如果把他们也算上，如今工人阶级的阵容是大大地壮大了，比起上个世纪初那200万来，不知壮大了多少倍。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工人的人数很快就将超过农民，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阶级。

    但是，不知为什么，当初只有200万人的队伍被人们捧上了天，而当这支队伍真正成为社会主体的时候，人们却对他们视而不见了，仿佛这个有几亿人之多的庞大阶级，对我们这个社会是无足轻重的。

    写完《工人》之后，我曾与一位在国家高级研究机构任职的资深经济学家探讨这个问题。不幸被我言中，目前，的确存在着敢不敢承认几亿农民工的工人身份和城市身份的问题。不承认他们，可以两头逃避责任：在农村，他们已经离开了，各级政府省了很多事，可以不去管他们；在城市，他们不是合法居民，他们的医疗、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可以置之不理。谁让你自己跑到城里来的？

    但是，历史的责任是逃脱不掉的。农民工一旦割断了与土地的联系，就再也回不去了。既然回不去，不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就会形成巨大的隐患。这个隐患不解决，迟早会酿成大的祸患。

    （《经济观察报·书评周刊》2011年12月号 于泽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