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在水泥罐下

    在安徽省合肥市市中心东一环边，有一座高度超过20米的巨大水泥罐，它静静地矗立着，与周围那些拔地而起的商品房、办公楼和星级酒店相比，显得陈旧而格格不入。

    这个水泥罐的底层和周围，住着50多户人家。他们多是原安徽省水泥制品厂的下岗职工。从2002年开始，这些被时代遗忘的产业工人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将近10年。

    10年间，“黑、挤、潮、脏、臭”，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代名词，面对这个城市超过6000元的住宅平均价格，从水泥罐底下搬出去，住上明亮的房子，对于工人们来说，几成空想。

    “豪宅”

    对于这儿的人来说，阳光是绝对的奢侈品。

    如果不开灯，屋子里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区别。打开灯，就是白天。关上灯，就是晚上。所以居民汤安国和邻居们一个共同的习惯动作就是“进屋就开灯”。

    在这个巨大的水泥罐子下，12间平房分为三排，左右各一排，中间一排由两间房子并排，每个房间的面积不到20平米。中间并排最靠里的一间，就是汤安国的家。

    刚搬进去的时候，墙壁上的水泥还没有完全干透。“一进屋，一股凉气从脚底升起来，浑身一激灵。”汤安国说，“潮得要命，开灯也没有用，不像阳光那样能蒸发(湿气)。”

    夏天的时候，墙上能渗出水来。除了开风扇，有的邻居还买来布，贴在墙上挡挡潮，结果有的布上都发霉长毛了。到了冬天，所有屋子里没有暖气，可是绝大部分人都不舍得用电暖气。

    对于汤安国和邻居们来说，用电暖气太耗电，这是一笔他们必须在意的开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固定工作，有干环卫工的，有贴广告的，有卖衣服的，还有到小餐馆里刷碗的，像汤安国这样给人开出租车的，就算是比较好的工作了。

    在邻居的玩笑话里，汤安国这座面积30平米的房子，算是这一片住房中的“豪宅”。其实，邻居家房子的构造和面积几乎一样。不同之处在于，汤家有一个面积2平米左右的独立蹲式厕所，这是汤家被戏称为“豪宅”的全部理由。

    除了汤安国家，其余的住户要共用一个简易厕所。这个搭建在水泥罐角落里的厕所，只是顶部盖着几张变了颜色的石棉瓦。有时候遇到刮风下雨，石棉瓦会被吹翻，掉到地上，摔碎了，也没有人修，他们一度无法上厕所。有时，厕所堵住，下水冒出来，所有人都能闻到恶臭。

    “有能力的，都搬走买新房了。”站在家门口，仰起头，汤安国能够看到漏斗状的巨大的水泥罐底部压在头顶，自己处在阴影里，近在咫尺的阳光，却怎么也照不到他的身影。    

    荣耀

    这个水泥罐，也曾记录下汤安国有过的荣耀岁月。

    1991年，汤安国进入水泥制品厂，主要的工作就是制造自来水管。他用了一个极具时代特色的比喻，来说明自己生产的产品的价值和紧俏程度，“一根水管能换回一台大电视，当时电视可是稀罕玩意儿。”像那个年代进入工厂的年轻人一样，他也是接父亲的班。其父是水泥制品厂的第一批工人。

    1957年，安徽省水泥制品厂始建。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第一次正式实施《水泥标准(草案)》，全国掀起了工农业建设的新高潮。

    71岁的张忍保是1965年进入水泥制品厂二车间工作的。能够成为那个时代里令人羡慕的“国企工人”，捧到“铁饭碗”，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至今，他仍然清晰地记得46年前，自己在水泥制品厂的月工资是35块8毛4。“算高薪，和厂长差不多，比周围厂的工人多。”

    水泥制品厂的红火岁月，随着两座大罐子的建成，到达顶点。

    “文革”刚刚结束，为了响应国家使用散装水泥的号召，工人们就知道了自己厂里将修建两座水泥罐子。

    在那个大多数厂房为平房的年代，高约20米的水泥罐吸引了太多人关注的目光。“找到了水泥罐，就找到了水泥厂”，逐渐在周围人口里流传开来。水泥罐成为水泥制品厂的象征，也成为张忍保他们的荣耀。

    伴随着隆隆的火车声，以每天三四大车皮的速度，来自巢湖的水泥被运到水泥罐旁边的专用铁路，然后传送带开启，将水泥运送到大水泥罐子里，再利用空压机进行冲压搅拌，再被制成楼板、电线杆、自来水输水管等。

    就像大水泥罐子被认为“8级地震也震不倒”一样，汤安国和工友们也不敢相信会有一天，工厂不再需要自己了。    

    下岗

    大罐子还是倒了。

    2002年的某一天，伴随一声巨大的轰响，这个挺立了接近30年的庞然大物——两个水泥罐其中的一个，轰然倒地。

    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说法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下岗工人问题出现的时间节点。中央政府提出了“三年搞活国有企业”的目标，在全国，除了少数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之外，其余数以十万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众多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

    汤安国并不清楚“下岗”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的直观感受是，周边停产的企业越来越多。汤安国和工友们还抱有幻想。毕竟，自己的厂子还没有倒。可最终，2002年，他们与工厂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联系，被一笔数额不等的钱所量化，然后斩断：买断工龄，一年700块钱。汤安国拿着被买断工龄的钱，从此开始自谋生路。

    那一年，汤安国32岁，他即将迎娶自己的新娘，新房还没有着落。

    水泥制品厂在水泥罐底下和周围，盖了60多间平房。张忍保一家搬进了水泥罐旁边的平房，而水泥罐子底下那间永远照不进阳光的房子，则成为了汤安国的婚房。他们还需要交给厂里1000多块钱，说是5年的费用。需要说明的是，他们没有房子的产权。

    搬家

    在汤安国搬进水泥罐底下生活一年之后，妻子的膝盖开始不舒服。大概是受风了，汤安国习惯性地这样想。在他的生活经验里，这类的病是老人才得的病，而妻子才28岁。

    吃了些药，妻子的疼痛仍不见缓解，汤安国有点慌了，拉上妻子去了医院。经过一番检查确认：妻子的膝盖确实患上了关节炎。

    喝中药吧。夫妻俩都觉得中药效果好，不贵，尤其是他们准备要一个孩子，怕西药的副作用太大。一副药十多块钱，熬三次，吃一天。“一个星期一百多块钱。”女人的语气里带着一些心疼。

    手里没钱，汤安国琢磨赚钱的法子。最后，汤安国确定了学开车跑货运的赚钱门路，原因是“自己一直对开车感兴趣”。

    拿到驾照，汤安国买回一辆小货车，给人拉货。三万多的车钱，一半的钱是借的。

    明天能去哪里拉货？这是汤安国每天晚上最犯愁的事情。一直在水泥制品厂工作的他，本身认识的人就不多，能够成为客户或者帮忙联络客户的人就更少了。勉强开了两年小货车，没有关系，没有货源，开车拉货的活儿是干不下去了，不得已，汤安国把小货车卖了，开始帮别人开出租车。

    “刚结婚让妻子住这样的房子，过意不去，绝不能再让女儿住下去了，不能让她受苦。”他说。

    2008年，女儿出生，汤安国做了一个父亲能力范围内的最大努力，从水泥罐子底下搬出来，以每月400块钱的价格，租到了一间水泥罐子旁边的平房，也就是邻居玩笑话里的“豪宅”。

    女儿

    可是对光明的要求，也要向金钱低头。客厅的灯本来有八个灯管，原本有一个坏掉了，搬进来后，汤安国做的是把其余七个灯管中的六个拆掉，只保留一个。

    11月12日，周六，这天上午十点多，汤安国已经出车了，家里只剩下妻子和女儿。女儿有点感冒咳嗽。汤安国的妻子把剥好的桔子瓣放到一个铝制小碗里，给女儿吃。

    我问她，冬天屋子里这么冷，孩子怎么办？她没有回答我，转身去了里屋，出来时，手里多了半张报纸。这是一张合肥当地的报纸，在一张照片上，汤安国抱着女儿，站在水泥罐下，头顶上就是巨大的漏斗状的罐底。

    “报纸也报了好多次，电视台也来过，有什么用？”她把报纸收回去，放好，接着说，“小孩这么小，一直这样住下去肯定不行，可是又能怎么办？”

    一旁的女儿并不能理解妈妈说了什么。她正捧着小碗，在黑暗中，把一片片桔子往嘴里塞。  

    （《中国周刊》2011年第12期李佳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