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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这一天，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们共同送别一个名叫张培刚的98岁老人。
张五常为他写了悼词，悼词里管他叫“大哥”；周其仁穿着黑色的西服发言，说自己在他面前只是“蹭课的旁听生”；吴敬琏与厉以宁嘱托弟子坐第一班的飞机赶到武汉，为他献上花圈。
获“大卫·威尔士奖”
如果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在微博上发布他去世的消息，大部分人可能并不清楚在聚光灯之外还有这样一个经济学家。的确，除了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的名誉院长，他再也没有任何更显赫的头衔；他一生只写过10多本书，远谈不上著作等身；直到85岁，他所在的学院才第一次申请到博士点。
1913年，张培刚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
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他带着探寻落后农业国如何走向工业化和民主富强的愿望，以庚款留美考试全国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哈佛大学，并于1945年10月写就英文稿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这篇论文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被总编辑迈克尔·费希尔盛赞为丛书中最具影响力的巨著之一。
不久，他成为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荣誉奖“大卫·威尔士奖”获奖者中第一个亚洲人，与他同时获奖的人是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
1946年，博士毕业的张培刚婉拒了在哈佛大学留校任教的邀请，回国到武汉大学做了经济系主任，被誉为一代大师的已故经济学家董辅礽便是他的学生之一。
1956年，两位智利学者到北京要求见Pei kang Chang(张培刚)。原来，他的博士论文出了西班牙语版本，在南美引起巨大轰动。那时，张培刚称得上是中国经济学领域最璀璨的一颗星。
“好难出一个张培刚，我也做不到。”以“狂张”闻名的张五常曾这样评价这位“大哥”。
逃不过的厄运
然而，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学成归来的张培刚也逃不过那一场又一场的“运动”。
1957年，他被下放到湖北省红安县劳动。村里的老人至今仍记得，这位戴着眼镜有点知识的农民白天推着四百斤左右的粪车，晚上则在水塘边的大枫树下教农民识字。
后来,张培刚在华中科技大学做基建办主任，是7000多工人的“工头”，主要任务是劝农民搬家迁坟、为工人申请水泥沙石。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张培刚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因博士论文中曾提及“战争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他又被冠以战争贩子等罪名。
他的夫人谭慧记得，“文革”时，张培刚白天要拿榔头修马路，到家后往往还坐不了多久，门便被敲开，“张培刚！出来去劳动！”
“文革”结束后，年过六旬的张培刚终于重返讲台。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林珏做过张培刚5年的研究助理，他告诉记者，老先生对苦难可以一笑置之，但对离开讲台与书本30多年这件事却始终难以释怀。“这些年我就像一棵大树一样不能挪动，等到终于要拔起来的时候，老都老了。”张培刚这样说。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这样评价张培刚，他有责任感，真正关心我们这个时代、关心我们这个国家。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在研讨会上，与会者都会提到人均GDP标准问题。张培刚发言说：“倘若经过10年发展建设，武汉市民每家冬天能用上暖气，夏天能用上空调，到那个时候，如果我不在世了，你们要去我的坟头上告诉我一声。”
(《中国青年报》11.30 林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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