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俄罗斯种地去

    走向俄罗斯的村庄

    今年3月，顶着初春凛冽的风，曹秀芝跟着丈夫徐化生到百公里外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市十月区的一个农场打工。

    这是曹秀芝第一次出国。到处是黑土地、农场、大棚，“和黑龙江的风景没啥太大区别，就是地特别大”。到农场安顿下后，曹秀芝的异乡孤独感迅速被周围中国人的面孔冲淡了，“附近的各个农场里，种地的中国人差不多该有上千”。

    徐化生则像候鸟一般，连续六七年，每年的3月至11月在俄罗斯种地，其余时间返回牡丹江市东宁县太阳升村的家中。

    东宁县是通往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三个中国陆路口岸之一。来自东宁县官方的数据显示，仅东宁人就在俄罗斯协议承租土地约320万亩，其中约240万亩已开发。因种地赴俄的中国籍农民为数众多，不过尚无相应统计数据。

    曹秀芝耕作的农场土地，是由同村的赵彦斌承租的，面积几十公顷，大棚里种了胡萝卜、大头菜、黄瓜等蔬菜作物。

    徐化生到俄罗斯几年了，不会几句俄语，他只在地头忙活。农忙时期，偶尔会向开农用机械的俄罗斯雇工打个招呼，算仅有的“外交”。

    租地、雇人、维持等必须与俄罗斯人打交道的事，都由雇主赵彦斌打理。

    赵彦斌是由其兄弟赵彦明从太阳升村带出来的。如今，赵彦明是太阳升村最大的在俄土地承包户之一。

    “1998年，刘军、张良海、许培毅、薛立功最先出去种地，到那边挣到钱了。2000年，赵彦明也跟着出去。头几年，资金投入不到位，后来才慢慢发家”，太阳升村村民蒋年春介绍。

    太阳升村是目前东宁农民出国务农最集中的村庄。蒋年春估计，赴俄罗斯租种土地的个体约五六十户，一般在俄租十多公顷地种蔬菜。村里出国帮工的，有约七八十人。徐化生、曹秀芝夫妇就属于这类打工者。太阳升村的集体赴俄种地行为在东宁并非孤例。    

    从卖菜到租种土地

    2002年的某天，在乌苏里斯克市一个菜市场卖菜的张洪宇遇到了刘宇昆，一个比他早两年到俄罗斯闯荡的新立村老乡。张洪宇被刘在俄种地发家的故事打动。于是，他也成了赴俄租种土地潮的一分子。

    他雇了6名中国人。在俄种地的中国个体户，基本都雇中国人帮工。

    “雇佣俄罗斯的人工比中国人便宜，中国民工要签证成本、吃喝拉撒睡都得包，但当地人的‘时间观念有点太强了，只要8小时工作时间一到，哪怕犁田100米的计划只剩下最后两米，或者用起重机吊木头，木头正在空中，他们也会停下来，关机、走人，你给加班费都叫不回来人。”张洪宇说。

    通常只有在农忙时期，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才雇当地人。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商人大量涌入俄罗斯远东地区各个市场，其中包括菜市场。最初中国人主要贩卖来自中国的蔬菜。随着俄国内土地租赁政策的松动，一部分中国菜商、农民开始租赁俄罗斯原集体农场的土地，就地种菜、卖菜。

    勤奋加上较为先进的种植技术，使得在俄罗斯租种土地的中国人规模越来越多，土地面积越租越大。东宁县相关官员介绍，该县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已有上百家公司、千余农户在俄从事租赁土地耕种的业务。

    除远东地区外，莫斯科、黑海、西伯利亚地区都有东宁农民的足迹。

    赴俄种地的也不乏国内企业的身影。李德民是最早走到俄罗斯的一批中国商人之一。他旗下的东宁华信工贸集团（下称华信集团）主业是对俄机械贸易。2004年，华信与一家俄罗斯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华信集团控股90%股份。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米哈伊尔洛夫卡地区，位于兴凯湖与海参崴之间，该公司与当地政府签约开发4万公顷土地，合约49年。

    整个东宁县的耕地面积才5万多公顷。华信集团成了黑龙江企业在俄开发耕地的巨头之一。类似上规模的黑龙江企业在俄罗斯还有四五家。

    华信集团企划部经理刘洪宇介绍，承租俄罗斯土地，须与意向土地所在的当地农庄或当地政府谈判签约，通常小型地块与集体农庄谈判签约即可，大面积土地开发需俄方或中俄合资企业参与，并有当地政府授权。

    签约了也并不意味着从此高枕无忧。张洪宇抱怨，与俄方集体农庄或地方政府签协议后，也难免出现反复甚至毁约。或有一些其他势力的俄罗斯人到农场找麻烦，例如找当地警察刻意检查，或干脆雇人抢粮，“虽然在国内偶尔也有类似的事，但在俄罗斯遇到了，通常就不了了之”。

    太阳升村的蒋年春也曾听赴俄的老乡说，当地政策常变来变去，让人无所适从。刘洪宇说，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相对缺乏法律保护或缺乏维权渠道，企业应对当地政策变动或不利因素的抗风险能力更强。    

    农场转移富余劳力

    2010年，柴方森连着去了两趟俄罗斯。这名黑龙江农垦系统梧桐河农场的副场长，看中了距离乌苏里斯克市31公里的一处名叫都比涅克的小村庄，那里土壤、气候、水文条件与肥沃的黑龙江土地差别不大。柴方森随即与华信集团签订了3000公顷的土地承租协议。

    10月24日，柴方森说，促使梧桐河农场向外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农场拥有富余劳动力、闲置的机械和成熟的种植技术，但在当地无更多地可种。

    2011年初，8名梧桐河农场的职工带着农业机械过境，在其中的500公顷土地上种上了大豆、大麦。

    他们根据地块条件，付给华信集团每公顷数百元不等的租金。柴方森说，去俄罗斯种地的农场职工，每公顷的纯收入大约1500元。11月是收获季节，8名农场职工还得在那边待到卖完粮才能回来。柴方森说，如果能赚钱，明年就把土地开发至2000公顷，并大量种植玉米。

    垦区农场或企业在俄开发土地的规模，从黑龙江农垦总局局长隋凤富于2011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可窥一斑：截至2010年底，垦区有30个农场及龙头企业在俄罗斯、巴西、菲律宾等国家注册公司15家，承包租种土地一百多万亩……累计生产粮食15亿斤。

    现在招工难了

    赴俄种地，农民徐化生最在乎的，是包吃包住、两口子一年5.1万元的工钱。8个多月能挣这些钱，夫妻俩很满意，闲暇下来还可以回国打零工。

    每月约3000元，是东宁招工赴俄的大致薪金水平。通常包吃住，8个多月的劳作后，一人能挣约2.5万元。

    不过，东宁三兴赴俄商务咨询公司经理吴锋举介绍，招工去俄罗斯种地现在困难很大。东宁人认为出国种地的劳累程度比在国内更甚，但收入却没太大吸引力。

    一些对俄企业、在俄土地承租户介绍，通常会去绥化、柑南、江北等地招工，而离俄越远的雇工，对去俄罗斯种地打工的担心越重。

    姜宏星介绍，他一名对俄劳务中介公司的朋友给一家中国人在俄农场雇了50名甘肃工人，都已办好劳务签证了，但这批工人担心离家太远，人生地不熟被老板“坑”了，临时反悔又不去了。

    吴锋举感觉，赴俄劳务签证的申办也越来越难，不再是要多少有多少。现在通常是俄罗斯方面按农场雇工的计划使用数量，给出签证配额，“这实际上是一种签证限制措施”。

    东宁县官方人士介绍，目前在俄开发农业的中国企业和个人，面临来自韩国、日本企业的竞争，市场形势不再如前些年那般一帆风顺。由此，也导致了俄罗斯在劳务签证政策上的摇摆与徘徊。

    (《新京报》11.24 吴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