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外界所说的中国开始崛起以来,很多国家都认为,对亚洲安全的最大的威胁来自中国。这是西方所有国际关系教科书上的观点。他们认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必然对其现在所处的国际地位不满,必然挑战现存秩序,挑战现存霸权,从而会最终导致不安全、冲突乃至战争。
但是经验告诉人们,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史表明,较之衰落中的大国,如美国,崛起中的中国更有信心,更能够理性而和平地解决问题。
中国是一个文明类型的国家。数千年的历史,使得中国的主要决策者具备了其他大国很少有的大历史观,他们往往能够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长远的问题。
理性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很重要。中国的这种理性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中国处理国际问题往往比较慢,显得不慌不忙。尽管西方称之为“拖延战略”,但实际上是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边做边想,努力寻找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中国把很多问题看成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相信只要这个过程在继续,总能找到解决方式。这有些类似于中医所说的道理。而美国的国际行为往往表现为西医的“外科手术”方式,追求的是效率和效用。
又如,中国并没有刻意要和美国争做大国。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告诉人们,如果中国要成为大国,那只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致,而非人为努力。中国的《易经》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事情是不变的;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处于变化过程之中,没有恒定的事物;只有“变”的道理本身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正如一个大国的衰落不可避免一样,一个大国的崛起也是不可阻挡的。在与美国的关系中,中国不仅不和美国争霸,而且和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接轨。作出这个选择的背后是中国文化因素。
中国文化也决定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大多是反应性的,缺乏主动的外交战略。这种外交的“反应性”体现在中国的国防安全观上,就是强调国防的防御性,而非进攻性。中国只有当了解到其他国家会以何种方式、使用何种武器来威胁自己的时候,才会去发展某种武器,制定某种军事战略。中国很少有类似于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战略。这和苏联以及二战前的德国及日本“争霸”的国家意志与国家计划是完全不同的。
(《社会科学报》11.3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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