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同南开中学的师生们谈心

　　我1942年农历八月出生在天津北郊宜兴埠一个书香门第。我爷爷在村子里办学校,曾祖父是农民。再往以前,我家都是农民。我们家是从什么地方来到天津的,至今也没有人能说清楚。据说是从山西来投奔这里的温氏家族的。因为家里穷、没有地位,温氏家谱始终没有把我们家列入其中。

　　爷爷办的乡村小学,是冲破地主豪绅的阻力,第一个招收女生的学校。我记得,他常年为两件事奔波:一件是招聘教师,一件是为学校筹款。就是这样一所小学,很多教师都是大学毕业生,有的解放后当了教授。外婆家也在本村,外公去世很早,外婆靠开一个小药店谋生,家里还种着几亩地。每年秋天收玉米时,我坐在板车上玉米堆里从地里回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出生的年月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大扫荡和实行“三光”政策的时期。妈妈对我讲的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日本侵略者将全村人集合在村西南的空地上,四周架起机关枪,用刺刀杀死无辜的平民。当时,妈妈把我紧紧搂在怀里。这件事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

　　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为“坚壁清野”放火烧了宜兴埠。我的家连同爷爷办的学校、外婆家和她的小药店,全部化为灰烬。我们家逃难到天津城里,住在救济院。外婆在逃难中生了病,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她是最疼爱我的人。孩提时代,她抱着我,我常常揪她的头发,她一点儿也不生气。天津解放的那一晚,是一个不眠之夜。解放军包围了驻扎在救济院里的国民党军队,当晚进行了激战,手榴弹扔进了院子里,家里人都害怕地躲在床铺下,我却一点儿也没有害怕。第二天,天津解放了。

　　我的童年是在战争和苦难中度过的,穷困、动荡、饥荒的往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深知,这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苦难,也不是我出生的那个年代的苦难,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我逐渐认识到一个道理: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极了,唯有科学、求实、民主、奋斗,才能拯救中国。“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只有推翻封建专制和官僚买办的统治,人民才能得到解放;只有不断革新,中国才能进步。

　　在我上小学、中学期间,家境十分贫寒。父母和我们三兄妹一直租住在一间不到9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每月的房租相当于一袋面粉钱,那时父亲月工资最低时只有37元。我患过一次白喉,父亲把仅有的一块手表卖掉,买药给我打针。此后他多年没有戴过手表。因为经常目睹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我从小就富有同情心,这尤其表现为对普通百姓特别是穷人的同情,对不公道事情的憎恶。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念在我的心中萌生:人人生而平等,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平等相处。

　　我的中学是在南开上的。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八个字就是南开的灵魂,它提倡的是为公、进步、创新和改革。我上中学时就愿意独立思考,渴望发现问题,探索真知,追求真理。我记得,那时除了学习课本知识以外,我还广泛阅读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书籍。

　　上高中和大学以后,我家里人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爷爷在1960年因脑溢血去世,是我把他背进医院的。现在他教过书的学校还留着他的档案,里面装了一篇篇的“检查”,小楷字写得工工整整,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忠诚。父亲也在1960年因被审查所谓的“历史问题”,不能教书,被送到郊外一个农场养猪,后来到图书馆工作。我考上大学向他告别就是在离城很远的养猪场。父亲告假回家帮我收拾行李。他是个老实人,一辈子勤勤恳恳。今年他过世了,可谓“生得安分,走得安详”。

　　尽管家里出现这样一些情况,我仍然追求进步。我是个善于思考的人,我总是把书本里学到的东西同现实加以比较,立志为改造社会而献身。

　　因为父亲喜欢自然地理,我从小就对地球科学产生了兴趣。在北京地质学院,我在地质系就读5年。大学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考取了研究生,专攻大地构造。

　　（《光明日报》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