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何“逃回北上广”

    这两年，有关逃离“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的话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近期，逃回“北上广”的话题又引发了新一轮热议。“逃离”又“逃回”，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相对于大城市，中小城市有哪些特点？

    精神需求怎么满足

    年前，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曾静说，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两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楼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低廉的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小，但企业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低点也无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呆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

    几经考虑，今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工作虽然辛苦，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心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小地方物价低，但收入也低；小地方生活比较单调，远没有大城市丰富多彩。有了大城市生活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一些专家表示，年轻人“逃回北上广”是一种人生围城的无奈。在一线城市，人们尽管背负着经济压力，却能满足一种无法替代的精神需求。这不仅在于大城市拥有更多电影院、文化馆、健身房等场所，也在于大城市更加开放、更加包容。

    讲人情 拼关系

    前几天，张超离开湖南老家，又回到了广州，多少带着一些失望。想当初，他离开广州回家乡时充满激情，但这么快“逃回”广州，出乎所有人意料。

    最初，张超在广州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主管房地产销售策划，他的梦想就是在广州买房，将父母接到广州。但广州的房价一个劲往上蹿，就凭他每个月不到5000元的工资，是没法买房的。经过几年的打拼，他累了，想到了回家。

    “当时考虑，如果能够回乡创业，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张超说，正巧有朋友介绍在湖南的一个地产项目招聘销售团队，他想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将业务上有来往的好友组织起来，组成销售团队与公司签下代理合同。此后，张超开始了艰难的创业。

    “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主要是谈文案，很‘文气’。但回到内地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文案写得怎么样不重要，销售创意也不重要，只要能签下业务就是‘英雄’。”张超说。

    更难的在于回款。完成销售业绩后，按照合同，对方应该将属于他们的款项及时付来——这在市场经济意识很浓的广州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但到了内地，“回款”就成了千难万难的事情，对方会千方百计扣除各种费用，拖欠回款更是家常便饭，张超承销的好几个项目回款至今没有着落。时间一长，销售团队不得不散伙。

    张超权衡再三还是决定回到广州。今后即使要创业，也会选广州及其周边等市场经济较成熟的地区。“回内地创业，太辛苦。”张超说。

    去年，赵文从北京回到了山东泰安，跟着自己的叔叔做体育用品生产销售，深刻体验到在中小城市做事有多么不容易。

    为上一个新项目，他去当地政府部门办手续，折腾了半个月也没动静。最后还是在叔叔带领下，通过朋友找到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请客、吃饭、送礼，两天就搞定了。

    赵文说，“以前叔叔总说我需要学的还多着呢，我不服气，现在算明白了。如果说大城市人们还有时间、精力用在做事上，在中小城市则要耗费很大一部分心力在处理人际关系上。”

    专家认为，大城市往往更加开放、相对公平，而二、三线城市往往更讲等级关系、人情关系。一些人到了小县城工作，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应当地的人际交往模式，因为在一个熟人社会，做事更要讲关系、论人情，发展或许更难。

    到底选择哪儿

    夏玲从江西南昌一所大学毕业后，2006年托朋友在上海找了一会计工作。一年之后，夏玲很不适应，房子太贵、交通太难。后来夏玲回到老家，生活虽然安逸了，却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苦恼。

    在人们眼里，夏玲从上海回来，一定是能力不行，或者有啥情况，这让她找个对象都很难。夏玲后来又南下广州，不仅找了一份工作，也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实际上，无论“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目前都没有准确的数据统计，难以说明这些现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趋势。

    专家表示，大城市毕竟容纳能力有限，二、三线城市对人才的需求更多，政府应当更加重视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多为中低层社会成员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为年轻人搭建更大的就业、创业舞台。

    社会公平最重要

    逃回“北上广”，有中小城市工作机会少、收入水平低等客观原因，有个人要求高、生活不适应等主观原因，而归根到底，还是社会公平的问题。

    和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发展慢，规模小。由于就业岗位有限，“拼爹”、拼人脉更加明显，裙带关系更加突出。生活在一些中小城市，职场上，靠的是关系，而不是能力。本来，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大城市，就是因为在家乡没有“关系网”。如今“逃”了回来，重新与一直留乡发展的同龄人竞争，还是没有优势。即便“侥幸”进了主流圈子，也不得不接受“潜规则”，放弃原本坚持的价值观。

    反观在“北上广”等大城市，资源多、起点高、平台大、机遇多。招聘网上的热门职位也集中在“北上广”等经济发达地区，成千上万的公司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员工。只要肯努力，总会有希望。

    从“逃离”到“逃回”，这样的“折返跑”颇具戏剧性，其深层次原因值得深思。

    （《人民日报》10.27 崔鹏 北岸等）